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金融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成本持续上升、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滞缓、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的新形势下,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显现的非常重要。根据传统生产理论,本文从劳动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角度选取影响金融规模的变量,采用金融外部性的框架,构建两部门生产模型。在假定封闭经济,经济部门由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组成,技术进步为中性,经济结构稳定不变的前提下,考虑经济体金融部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从理论上厘清楚了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选取年末人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年末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年末人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表征金融物质资本规模,以各地区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与当地年末总人口数之比(即金融从业人员密度)来衡量金融人力资本规模。根据以上四个不同指标数据的变化情况分析我国各区域金融规模的时间变化特征和空间变化特征,从而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发展现状。从金融规模的时空特征角度分析,各金融规模衡量指标随着时间的变化稳步增加,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本规模远高于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本文构建非线性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以劳动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采用2003-2012年282个地级以上市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和空间效应测算了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规模对我国整体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并且表现出“倒U型”关系。区域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本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影响而且与相邻区域金融业发展关系密切,500km以内的其他城市金融规模将会抑制本地区经济增长。相邻地区经济增长对本地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空间溢出效应。金融规模对我国整体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其对四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其原因是金融规模和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