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学术大发现的世纪，出土了许多与先秦文学密切相关的文献材料，包括一些不见传世的佚籍。出土文献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在丰富我们研究材料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本文的写作是以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为理论指导，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切入，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先秦《诗》学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的绪论部分属于概述性的，从简帛佚籍、青铜器两方面论述了出土文献对先秦《诗》学研究的价值，以及如何有效有据的利用出土文献的问题。正文部分共分为八章。第一、二两章是是从青铜器角度切入的。第一章是从青铜编钟入手，探讨了雅乐体制的变迁与《诗》的四言构体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是从金文中的“嘏词”入手，利用前人及时贤的青铜器断代成果，比照了金文嘏词与《诗》中嘏词分布情况，进行诗篇断代，并讨论了《诗》学史的一些问题，比如《商颂》的作年。第三章讨论的是先秦《诗》学阐释的问题。本文认为仪式象征也是阐释手段，并探讨了仪式象征的阐释功能。然后又论述了“类”与先秦《诗》学阐释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赋诗断章”的《诗》学阐释价值。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围绕上博《孔子诗论》简展开的。第四章对《孔子诗论》简“总论”部分的一些关键性词语校释以及《孔子诗论》简的编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五章讨论的是孔子与《孔子诗论》简的关系，本文认为，孔子论《诗》是《孔子诗论》的主体。第六章讨论的是子游及其后学与《孔子诗论》简的关系。第七章比较了《孔子诗论》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以《毛诗》为代表的汉代《诗经》学与《孔子诗论》存在诸多的差异，二者不是一个系统东西。第八章主要利用上博《孔子诗论》简以及阜阳汉简《诗经》，探讨了先秦《诗》的文本与今传的《诗经》文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