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名作《女勇士》，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体现华裔女性在多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生命尝试和人生探索的作品。本文依据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分析人物形象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二维理论，对《女勇士》中的女性人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索华裔女性多样的人生命运和文化观念的繵变。 “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女性形象。汤亭亭运用拼贴、重构和再创造等写作手法，改写和重述了这一故事。透过故事的描述，汤亭亭给予她的“花木兰”人物形象以全新的成长空间，这里暗含了多种社会背景的转换和交融。她打破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人生束缚，让“花木兰”拥有自主的人生道路和人生价值选择权利，这里蕴涵了中西文化对个人人生道路的不同价值取向。内外因素的作用，“花木兰”成长为一名双重价值得以完美实现的“女英雄”，借此汤亭亭给所有的华裔女性塑造了一个成功的英雄典型。 潜在的与“花木兰”做对比，汤亭亭运用现实和理想、历史和现实、事实和想像等多维交融的写作手法，描写和展示了在中西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留守女性”的三种典型命运，或三种典型的文化交融结果。“姨妈”，作为中国文化的固守者，以“顺从”为女性人生的文化核心和行为准则，在异域文化和环境的冲击下，走向了崩溃。“母亲”在顺从中进行自立、自强的反抗。在参与社会、融入环境和不屈的抗争中，“母亲”克服了多重文化和环境的冲击，实现了双重价值，成为留守女性最终迈向新生活的典范。所以，作者以“勇兰” 为“母亲”命名。“姑妈”则是在朦胧中走向了潜意识的反抗，但叛逆的行为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封杀。刚刚萌芽的个性展示和性爱追求，就像她孕育的小生命一样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姑妈”的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对新事物的扼杀，对旧传统的固守。历史和现实交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留守女性的命运及其社会原因，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新的留守女性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反思空间。“母亲辈”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文化生存和心理生存是极其艰难的。有的走向“失语”，躲避到自我或社会构筑的狭小的封闭空间里，如“姨妈”和“我”所看见的小姑娘。有的则走向文化和心理的交接和融合，争取一定的或仍带有很强母国文化特色的话语权，如“我”的母亲。而作为新生代的“我”，不仅与“母亲”而且与社会抗争，发出“我”的声音，借自我大胆改编后的蔡琰(即蔡文姬)的故事建构了自己的民族理想，渴望美利坚民族中各族裔能够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和谐的生活，和平共处。 理想女性和现实女性的对比、同代女性迥异命运的对比和代际女性对话语权主张的对比，无疑为我们展示了在多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各个具有自我典型性的女性的生命尝试，为我们探索中华文化的缠变和多种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鲜活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