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环境抗争事件,是探讨转型期语境下社会变迁、媒介革新与公共治理等宏大主题的珍贵标本。而依托网络媒体所开展的话语抗争,恰恰又成为检视本土环境抗争事件的关键。抗争话语生产、抗争权力生成、抗争目标达致共同串联起抗争性话语实践的逻辑理路,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本土环境抗争的一般面貌。这其中,因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与建设而引发的群体抗争(以下简称“反焚运动”),在本土环境抗争中占比较大,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本文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爆发的“反焚运动”中,底层抗争者基于网络生产的抗争性话语为研究对象,基于话语政治的分析视角,依循“话语-权力”的研究路径,重点检视在该案例中,底层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抗争性话语实践来生产和整合舆论,进而影响政府的环境决策。本文发现,抗争者运用网络所赋予的技术可能性积极开辟话语空间,进而在策略性框架的整合下,灵活征用诸种修辞机制,实现抗争性话语的系统生产与广泛播散,最终生产出对抗政府环境决策的强大权力——社会舆论。具体而言,意指概念、语境、隐喻、意象与接合是抗争性话语所特别征用的修辞机制。对修辞机制的精巧操演使底层抗争者以灾难化的言说建构起“想象的受灾共同体”,以戏谑化的表达生产出抗争所需要的合法化动机,从而达到“凸显环境威胁”、“消解官方权威”的修辞效果。本文认为,底层环境抗争遵循着“话语赋权”的逻辑。环境决策的“谈判桌”可以被视为各方权力博弈的场域。转型期中国民意表达的“结构性机会”实质供给不足,“制度赋权”的缺席使社会底层转向“话语赋权”,寄希望于通过抗争性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凝聚起广泛的舆论压力,使环境决策向己方倾斜。“话语赋权”为社会底层的民意表达提供了“另类空间”,但这一抗争逻辑说到底只是一种“畸形的民意表达”,其“在场”恰恰表征着“制度赋权”引导下理性而有序的公共参与的缺席。在抗争性话语实践中所潜藏的“民粹主义”倾向,严重压缩了官民沟通的话语空间,也常常使环境抗争朝向难以控制的群体性暴力转移。因此,只有不断完善民意表达与政策回应的长效机制,让底层社会充分参与到环境决策中来,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环境抗争”向“环境共治”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