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历史比较方法解释了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民族主义的版本变迁。问题提出基于相关文献的三个弱点:经典民族主义社会学重描述轻解释，或者只从整体上解释民族主义兴起、却不能解释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关于“新民族主义”的研究较多关注民间社会运动和官方外交，较少关注政治精英对内型塑民族国家的过程和手法;国家社会学、国家形成研究虽然强调了国际竞争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却忽视了政治精英认知的角色，从而在解释上陷入“刺激-反应”的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因变量层面，本文运用格林菲尔德“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区分了技术-意识形态、技术-传统文化、文明-意识形态、文明-传统文化四种国家民族主义类型。在自变量层面，作者提出了“国际竞争-精英认知”模型，从斯大林体制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家精英认知互动这一角度解释四类国家民族主义的生成和变异。作者的结论是，经典体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推动了技术-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削弱，而精英对体制竞争力不足的不同认知又衍生出了其它三种民族主义。在本文中，作者揭示了三种机制:社会主义精英型塑民族国家的机制、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变异机制，以及全球化进程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过程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