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设立的罪名,规定于刑法第397条中。由于397条对滥用职权罪的表述不够确切,导致理论界纷争不断,司法实践中产生困惑。本文从滥用职权犯罪的立法沿革、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认定以及立法完善几个方面展开讨论,试图澄清一些问题,以期对本罪的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文共分为前言、滥用职权犯罪概述、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完善等五个部分。前言部分主要讲述了惩治滥用职权犯罪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滥用职权犯罪概述部分主要讲述了滥用职权犯罪的立法沿革和滥用职权犯罪的分类和概念。滥用职权犯罪历史悠久,我国古代就有惩治官吏滥用职权犯罪的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滥用职权罪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不断完善的过程。滥用职权罪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刑法分则各章之中规定的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违背职务规定,不行使或不正确行使职权而构成犯罪的行为;狭义的即是指刑法397条的规定,本文所称的滥用职权罪就是此意义上的滥用职权罪。本文认为滥用职权罪是指公务人员超越职权、不履行职责或者违法行使权力,侵犯国家、社会公众或个人权利,情节严重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部分主要从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出发,论述了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的四要件。滥用职权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次要客体是“公共利益”关系。在客观方面,滥用职权罪既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不应当仅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人民政协机关等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公务人员”来概括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部分主要讲述了本罪的罪与非罪以及与特殊主体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的区别。基于现行刑法和相关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区分滥用职权罪与一般滥用职权行为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滥用职权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刑法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是一般的滥用职权罪,其他特殊主体的滥用职权罪是本罪的特别条款,适用时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依据现行刑法的规定,相同点有:在主体上,二者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客体方面,二者都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这一同类客体;另外,二者都必须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后果。不同点有:两罪的直接客体不同,滥用职权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次要客体是“公共利益”关系;而玩忽职守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勤政性;两罪主观方面不同,玩忽职守罪只能由过失构成,而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另外,两罪在客观方面也是有所区别的。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是属于“全部法与部分法”的法条竞合关系,受贿罪是全部法,滥用职权罪是部分法。处理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法条竞合的定罪量刑问题时,应在优先适用“全部法优于部分法”这一原则的同时,将“重法优于轻法”作为补充。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完善部分从立法模式、犯罪主体、客观方面、法定刑四个方面阐述了本文对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建议:立法模式上,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条立法。犯罪主体上,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修改为“公务人员”。客观方面,用“情节严重”取代“重大损失”。在法定刑上,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并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