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安机关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暴露出诸多问题,分级分类的管控方式并不能适应当前严峻的形势。公安机关受管控资源的限制,一些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游离于公安机关管控范围之外。当前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体系存在过度依赖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的情况,一方面法律对监护人所要求的管控义务超出了监护人的能力范畴,使得监护人成为易受精神疾病患者危害行为侵害的群体;另一方面,法律也赋予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过多的权限来防止公权力对精神疾病患者过多的干涉,而这些权利在实际上也阻碍了公权力对精神疾病患者必要的管控和救济。除此之外,医疗体系中对精神疾病患者自愿治疗和住院治疗的方式也对公安机关的末端管控产生影响。究其原因,在传统安全视角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中过度重视公安机关的末端管控,而忽视了卫生部门源头管控的功能,从而使得公安机关与卫生部门之间的管控范围划分并不合理,这导致精神疾病患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而对精神疾病患者治疗“自由”的过度强调,让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权得不到实现,引发患者自身权利之间的冲突。另外,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的先天性不足也加大了公安机关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的负担。本文以法律父爱主义为视角,讨论解决当前对精神疾病患者管控困境的合理路径。提出通过扩大对精神疾病患者非自愿治疗范围和治疗方式多样化、层级化的设想来强化治疗在精神疾病管控系统中的源头管控作用,同时对精神疾病患者建立“需求”指向型分类标准,重新合理规划卫生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管控中的职责和范围。法律父爱主义让政府对精神疾病患者管控具有压制性的权力,然而父爱式政府是我们一种美好的设想,任何不受控制的公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本文最后从程序和救济角度探讨精神疾病患者管控中绝对公权力的规制,避免公权力的由善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