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刑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借助政治学的相关知识，本文对刑法与政治之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以往的著述不同，本文以公共政策为视野，主要借助了政治学中的伊斯顿模型和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对动态刑法过程进行了解读。　　除目录、参考文献外，论文共分为导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论文首先在导言部分交代了本文的写作动机、研究方法和行文路径;接着从公共政策的视野对动态的刑法过程进行解读;最后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结构上看，本文的正文部分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引入了政治学中的伊斯顿模型和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将刑法用动态刑法模型予以表述。本文认为，刑法实质上是一种政策输出，在整体上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应对犯罪问题的公共政策。在人类社会存续的过程中，人们必须设法作出集体决策，创设出对待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公共政策，同时将前述公共政策制度化，并付诸实施。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刑事政策的创设、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的过程，即动态的刑法过程。在动态的刑法过程中，各种力量会对刑法运行过程施加相当的输入，有内部输入，也有外部输入。正是在外部输入和内部输入的合力下，刑事公共政策得以创设和制度化，刑法得以适用，并不断形成新的反馈，促进刑事政策的微调和刑法立法的不断完善。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刑法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关系予以解读:刑法兼有法律属性与政治属性，法律属性是刑法的基础属性，政治属性以法律属性为运行范围。二者之间的应然状况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界限下协调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的关系，使刑法能够兼顾二者，平稳运行。基于上述立场，本文对“政策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刑法是不是工具”、“刑法是否具有阶级性”、“刑法是否应当服务大局”等新中国刑法发展历程中的四个常用命题进行了辨析。　　第二部分对政治与动态刑法过程之间关系进行了具体解读。限于篇幅，本部分没有单独就政治的变迁与刑事政策的抉择之间的关系专门进行论述，而是侧重于对政治系统的参与与刑法的建构、政治因素的渗透与刑法的适用两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具体而言，在本文中，刑法的政治学诠释可以具体分解为两个环节:　　1.政治系统的参与与刑法的建构。刑法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属性。表现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刑法立法的倾向和特色总是与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无论是国内政治背景，还是国际政治背景，都会对刑法立法的倾向产生相当的影响。在处理政治背景与刑法立法的倾向之间关联的问题上，应当注意衡平刑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的关系，把握刑法立法的政治性与科学性、变动性与稳定性、独立性与依赖性三对关系。　　刑法立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场利益博弈的过程，这是刑法的政治属性在立法中的又一表现。在刑法立法过程之中，利益的博弈直接表现为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些利益团体的外延较为广泛: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强势利益集团，还包括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声音较弱的弱势利益集团。从应然层面而言，立法机关应当采取理性态度对待刑法立法过程中的种种利益诉求与博弈。　　专家参与刑法立法，促进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是刑法所蕴涵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的必然要求。专家参与刑法立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程度则应当区分为不同的情形予以解读。面对我国刑法立法过程中专家参与的现实缺陷，应注意专家参与与主流民意、专家论争与观点采纳、刑法移植与中国国情、专家参与与领导意志四对关系。　　2.政治因素的渗透与刑法的适用。由于刑法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各种政治因素会竭尽全力接近刑法适用过程，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此背景下，现代刑事法治要求居中裁判的法官具有正确的政治观念，在法治视野中将刑法置于公共政策的视角下考虑问题。具体而言，刑事裁判者应当秉持正确的政治观念，理性对待刑法适用过程中诸如当事人的诉求、民意、新闻报道在内的种种输入，保持其应有的中立立场。　　而且，刑法适用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的过程。基于刑法解释的运行实践和权力分工制约的需要，刑法解释权主要应当归属于司法权;关于司法解释，应当注意防止司法解释对立法权的侵蚀，杜绝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此外，应鼓励刑法适用解释。在权力分立制约之下，类推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是不被允许的;而包括扩大解释在内的其他解释方法符合罪刑法定原则，都是可以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