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少子化进程日益深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打破儿童母亲一人负担儿童看护劳动的现行看护模式,建构儿童看护多元主体责任分工体系。实现儿童看护社会化被认为是缓解少子化现象的有效举措。上述的背景加上福利多元主义浪潮,利用看护四边形图式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儿童、老人看护劳动分工以窥见社会性别差异和福利体制差异,希望从别国吸收有效举措、取长补短,为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措施提供政策建议的学者越来越多。但从定量角度计算看护劳动分担比例、掌握社会内部各类育儿家庭看护社会化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见。日本社会家庭及家庭外部门各自承担了多少儿童看护劳动?不同育儿家庭之间有何差异?什么缘由导致了育儿家庭之间的差异?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基于“看护四边形”理论,利用截面数据定量计算了日本当代学前儿童看护劳动中国家、市场、家庭和社区四个部门各自承担的劳动比例,分析并总结了日本主流育儿家庭看护四边形四角比例的相同点及不同点。然后利用SPSS软件详细讨论了家庭层面各种因素与该家庭儿童看护劳动分担比例分布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本论文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学前儿童看护现状的异同,总结了日本学前儿童看护问题的经验教训及我国学前儿童看护现存问题,从“压缩的现代化”理论视角出发,预测了我国儿童看护问题发展趋势,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经研究,本论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从日本社会整体看,家庭提供的儿童看护劳动占儿童看护总量的71.5%；其次为市场,占10.62%；社区第三,占9.77%；国家最少,仅8.11%。家庭和家庭外部门按7：3的比例分担日本儿童看护劳动,国家、市场、社区几乎均摊了家庭外的3成儿童看护劳动。②从家庭类型看,单亲家庭儿童看护劳动社会化程度最高,双职工家庭第二,全职主妇家庭最低。前2类家庭儿童看护劳动分担比例大小及分布相似,家庭外部门承担了40%左右的儿童看护劳动,其中市场和国家的作用十分显著。而全职主妇家庭无论比例大小还是分布均与前2类家庭有明显差异,家庭外部门承担的看护量不足20%,其中社区承担的看护劳动超过半数,市场和国家的作用有限。③现行的日本儿童福利体制下,母亲工作状态对日本育儿家庭利用家庭外看护服务影响最大,其导致了全职主妇家庭与其他2类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其次是孩子年龄和有无核心家庭成员外同住者因素,这两个因素同样对育儿家庭家庭外看护服务利用有重大影响。除此以外,家庭孩子数目和家庭年收入对育儿家庭看护服务利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④相较之下,中国社会儿童看护劳动供给网络比日本社会更为薄弱。与日本社会相比,我国儿童看护现状具有家庭负担重；儿童福利法规覆盖面狭窄,儿童成长各环节福利政策严重脱节；经济转轨中,社区力量萎缩明显,但国家对市场、社区等家庭外儿童看护力量统筹不善,家庭外优质儿童看护服务稀缺且价格昂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儿童之间差距显著等差距。因此,未来建立和完善中国儿童福利体制应做到完善立法、更新理念,明确各供应主体职责,逐步消除差距。通过本论文的实证研究,再次验证了运用看护四边形图式探讨全社会儿童看护劳动分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本论文定量掌握了日本社会整体以及不同类型育儿家庭儿童看护劳动的具体分配现状,并探索了造成育儿家庭之间儿童看护劳动社会化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地调整儿童看护支援政策提供了依据。另外,基于亚洲现代化研究“压缩的现代化”语境下的中日儿童看护劳动分担现状的对比研究为我国完善儿童福利体制提供了一定思路。可以说,本论文是一次关于儿童看护劳动量化的尝试,为完善中日儿童福利多元理论和亚洲社会的现代化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