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三个角度来研究当代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分三个篇章：第一篇主要研究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政治进程中的作用；第二篇分析伊斯兰分离运动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的产生和发展情况；第三篇以东南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为个案，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趋势。 第一篇分两章，第一章分析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与国家政治进程的关系。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独立时各派政治势力曾围绕是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而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马斯友美党。在随后各政党围绕以何种思想作为印尼新生国家的指导思想的争论中，马斯友美党坚决主张以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思想基础，这与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国家的主张相冲突。在马斯友美党为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而努力的同时，许多反对世俗主义主张的伊斯兰教领导人也在寻求其它途径，推动将伊斯兰教作为这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卡托苏维约尔，他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发起了“伊斯兰国运动”。与马斯友美党采取议会斗争的手段不同，“伊斯兰国运动”走的是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这对后来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政府对一切伊斯兰教活动都非常关注并加以限制。印尼政府一方面把“潘查希拉”定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和所有政党的思想基础，用来控制各在野党的行动，统一思想认识；另一方面为了限制伊斯兰政党在印尼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加强对各种伊斯兰势力的控制，政府大力精简、合并政党，调整政党组织的结构，限制伊斯兰政党的参政活动。经过苏加诺政府与苏哈托政府的一系列打压之后，伊斯兰势力在印尼的影响于1980年代中后期大大减弱了。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印尼的政治危机，导致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印尼进入了民主转型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印尼伊斯兰政治势力重新崛起，表现为：代表穆斯林利益的伊斯兰政党及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涌现；伊斯兰教在印尼国家的作用重新受到关注；一些激进、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在印尼国内的为所欲为。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势力处于空前的上升时期。 第二章分析了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与政治的关系。虽然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享有国教的地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并不大。1969年的“5·13事件”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崛起的分水岭。自此之后，长期执政的巫统与在野党的“伊斯兰党”不断就伊斯兰教的作用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加剧了马来西亚政治的伊斯兰化。“伊斯兰党”认为，伊斯兰教不但要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还要在国家的公共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新生代穆斯林的支持。为了避免在伊斯兰问题上被政治对手诘难，巫统以一种积极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教，并宣布“政府管理机器伊斯兰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从政治边缘走向了政治中心。 在这场伊斯兰教政治化的过程中，“伊斯兰党”的作用非常大，它提出的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理想、对“伊斯兰国家”的追寻，迫使巫统必须作出响应，这加速了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政治化，并使之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政治议程。面对“伊斯兰党”的严峻挑战，为了争取马来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取得对伊斯兰教教义的诠释权，巫统也不得不全面转向伊斯兰化，以至于马哈蒂尔在2001年仓促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在马哈蒂尔和巴达维的努力下，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温和的、现代的、开放的、世俗的国家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得到马来西亚民众的支持，而以“伊斯兰党”为首的反对党却因为它主张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不妥协立场而逐渐失去了选民的支持，伊斯兰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但在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伊斯兰因素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却不能被忽视。 第二篇分为三章，分别讨论了泰国(第三章)、菲律宾(第四章)和印度尼西亚(第五章)伊斯兰分离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前景。 泰国南部的伊斯兰分离运动始于二战结束前夕，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披汶·颂堪的民族同化政策则加剧了这种分离倾向。披汶·颂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当政后，国家政策体现出了明显的民族同化倾向。他试图将一个多民族的泰国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泰民族国家，并于1939年制定了《泰人习俗条例》，希望通过改变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实践，以达到重塑全民的社会习俗，要求全社会都尊崇和使用泰语，北大年地区的穆斯林也不例外。这种激进的民族同化政策激起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引发了民族起义，并导致了一批伊斯兰分离运动组织的出现。20世纪80至90年代，炳·廷素拉暖上台后，停止了泰国政府实施了多年的民族同化政策，支持穆斯林的文化权利与宗教自由，泰南地区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90年代后期，泰南地区的形势相对平静。新世纪伊始，泰南地区的宁静局面再次被打破。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国内原因。政府长期的民族同化政策使泰南穆斯林产生抵触，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引发他们越积越深的不满情结；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加剧了这些组织的民族分离活动。 泰南地区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可能会给泰国及周边地区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会导致民族分离活动的扩散，二会加剧泰国社会的分裂，三会导致泰南问题国际化。因此，泰国政府首先要反思政府在处理泰南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其次，泰国政府要准确找出引发叛乱的现实原因；第三，泰国政府要反思自暴乱发生以来处理危急事件的手段和能力；最后，正确处理它与世界其它相关国家的关系。 菲律宾“摩洛”分离运动也与殖民统治有关，西班牙和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导致了菲律宾“摩洛”问题的产生。“摩洛”问题的核心是来自菲律宾北、中部的大量天主教徒移民问题。政府的移民政策给南部摩洛穆斯林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压力，这些天主教徒移民瓜分了穆斯林的传统领地，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使摩洛穆斯林的传统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也成为摩洛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主要原因。 伊斯兰教在菲律宾摩洛穆斯林分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占领及菲律宾独立后，菲律宾政府对棉兰老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的统治仍然相对薄弱，穆斯林拒绝承认自己是菲律宾人，建立“摩洛伊斯兰国家”的意识逐渐加强。菲律宾摩洛穆斯林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宗教文化和民族心理问题。因此，解决宗教冲突的关键并不是单纯地针对经济、政治层面的因素，也应该更多地从宗教方面寻找原因，解决宗教冲突也很重要。 菲律宾政府与分离运动组织之间了多轮谈判，政府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先后达成了两个重要协议，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也达成过协议，但菲律宾南部的摩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历史表明，在菲律宾的和平进程中，达成的协议多半是写在纸上，很少能够真正实施，要弥合双方的分歧还是很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由于菲律宾政府长期忽视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加之遭受长年战乱破坏，该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二、国际因素使棉兰老问题进一步复杂。摩洛反政府武装长期以来受到国际诸多势力的支持，这种支持与菲律宾政府在摩洛问题上的态度相左，加剧了该问题的复杂化。 第五章分析了印度尼西亚自治省亚齐的伊斯兰分离运动。历史上的亚齐曾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荷兰殖民者经过三次“亚齐战争”才在20世纪初征服亚齐。由于长期在“圣战”的名义下与荷兰殖民者展开武装斗争，伊斯兰教就成了亚齐人最基本和最强烈的身份认同。 印尼独立时，亚齐成为印尼的一个自治省，但不久后自治省的地位被取消，亚齐地方政府丧失了在宗教事务、习惯法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力，这成了亚齐分离运动的导火线。1976年成立的“自由亚齐运动”之所以举起伊斯兰教旗帜，是因为亚齐的伊斯兰教地位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然而，改变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环境和政策，对亚齐分离运动也有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亚齐经济的剥夺政策加剧了亚齐的分离倾向，而印尼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直接强化了亚齐的民族分离主义。印尼政府与亚齐分离运动组织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达成了解决亚齐问题的一系列协议，尽管亚齐的最终地位没有得到确认，但政府与分离组织之间的冲突已经平息。 总之，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与现代化发展时期不可避免的文化碰撞，以及穆斯林受到相对剥夺的心态，是诱发东南亚伊斯兰分离运动产生的深层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与现代化的实现，更要关注文化的融合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三篇分析东南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本篇以“伊斯兰团”为个案，研究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其发展过程和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 “伊斯兰团”正式形成于20世纪末期，但其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中期出现在印尼的“伊斯兰国运动”。“伊斯兰团”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都与“伊斯兰国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伊斯兰团”出现的原因有苏哈托政权对伊斯兰教的镇压、印尼国内的宗教冲突、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尤其是极端势力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伊斯兰团”成立后，积极参与印尼国内的宗教冲突，并派出成员参与阿富汗抗击苏军的军事行动，以此作为扩大影响和积累经验的手段。之后，“伊斯兰团”在印尼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造成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东南亚地区仍有“伊斯兰团”存在和发展的环境，这一极端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寻找其活动空间，不断加强与区域内外其它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它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股政治势力，是值得国际社会和东南亚各国严重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