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是关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叙事的民族品格范式论。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证,本文认为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是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叙事中由民族文化底蕴养成并逐渐成熟的两种重要的民族范式,而沈从文和贾平凹则是这两种叙事范式的典型个案。境界、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词乃至其他艺术的精髓,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又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境界、意象作为中国文学审美的基本方法,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一致的,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思维方法、审美理想追求与文化的统一。古典诗词论理是如此,现代叙事文学虽由于现代理性思维洗礼有很大改观,但从艺术思维角度看,应该说对于意象和境界这两种民族文学艺术的内核依然有非常自觉的继承和拓展。本文即尝试和努力运用境界、意象等传统诗学概念阐释现代叙事文学作品,并从现代叙事的民族品格建构角度,以充足丰富的文学实践资源为基础,抽象概括出主要的两种叙事范式:现代境界叙事和现代意象叙事。本文对这两个关键性概念做了学理规范,对两者之间的特征关系进行对照比较分析,还从文体形态之间的互设,中国传统叙事的演绎发展以及《红楼梦》叙事的现代传承和影响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证。现代乡土文学叙事的总体品格,既是现代文明和现代叙事催生的结果,又是本民族诗性传统的自觉继承和拓展的结果。尤其是民族品格,具有民族文化的亲缘性。这决定了其对于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审美方法有着更加直接的表现。所以,本文选择从现代乡土文学叙事特别角度切入,着力于考察其民族品格,遂又抽象概括出现代乡土境界叙事和乡土意象叙事两种范式。这仍然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现代乡土文学的文化底蕴和文学实践为我们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充足条件、充分理由以及理论总结的现实必要性。沈从文和贾平凹的叙事研究因此也就自然进入我们的视界,对他们乡土叙事文本的个案分析,就是用以支撑本文的基本观点。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一个典范作家,成熟之后的乡土写作,总体呈现为境界叙事,可视为现代乡土境界叙事的典范。他以自然人性超时空文化视界观照湘西乡土人文生存方式,以湘西为反观现代文化的记忆和想象策源地,创造了双重品格意义的文化湘西和文学湘西世界。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乡土写作达到巅峰时期。他以对现代和乡土双重反思的矛盾认知,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体情绪回眸凝视湘西古朴原始的生存状态,既有从自然人性角度对湘西文化的肯定和留恋,又有从现实生存角度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湘西落后封闭的担忧。至40年代,沈从文继续深入反思现代文化和社会现实,在“文运重建”的宏阔视野下,其自然人性观的思考明确指向建构和谐人性和和谐有序生存的现代“乌托邦”。但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使沈从文明白,这种人性理想只能存在于文学的记忆和想象世界里,他的创作也只能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记”。所以,从《边城》到《长河》,他的乡土写作,几乎都笼罩着浓重的沈从文式的忧郁情绪,正是这种情绪作为叙事视点的有机构成,使得他的生命哲学、文化诗学和艺术审美三者在建构自然和谐的生命存在这一人性理想上达到高度统一。并因此创造了20世纪乡土叙事的一种极致品格形式——境界叙事。沈从文的境界叙事特征主要是化情意为境界,视点情绪的凝聚整一性,虚实相即的叙事架构,人物焦点、时空结构等特别具体之法,以及其他独特的文化和文学叙事要素所形成的被本文合称为“水样叙事”的策略。当代作家贾平凹创作已经三十余年,主要成就也在现代乡土叙事,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文化文学的商州世界。他以个人情绪与社会集体情绪同步共颤,以当代商州为现代社会文化还原和想象的策略地,对当代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给与“史诗”般的跟踪还原。民俗和宗族是贾平凹记录世相和想象文化商州的两大取向。成熟之后的贾平凹乡土写作总体呈现为整体混沌意象叙事,可视为现代乡土意象叙事的典范,从《浮躁》到《高老庄》再到《秦腔》,贾平凹及时敏锐地表现了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的炙烤下解体离散的过程;叙事策略相应地从整体世相表象还原策略发展到混沌还原写实叙事策略,即从我们所抽象概括的整体意象叙事到混沌意象叙事。所以,贾平凹的文学商州世界是乡土文化的商州意象世界。贾平凹的意象叙事主要特征是转意成象,创造气象浑然、贯穿始终的整体意象或混沌意象,虚实相即以实写虚的元素整合规则,人物视点特征和共时无序结构等具体之法,以及其他独特的文化和文学叙事要素所形成的被本文合称为“山样叙事”的策略。本文认为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不但是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民族品格的重要范式,而且为世界文学的叙事品格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它们既是现代乡土叙事的特征也是整个现代文学叙事的重要品质构成,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当代语境中,它们还是继续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精髓的文学创新路径,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批评方法的民族话语转型的重要切入点和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