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近代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与蒙古族地方精英流动的一项社会史研究。清末民国时期,更具体而言,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时期,格外富有研究价值。这不仅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势态的发展,而且更主要的是迅速出现的社会结构性变迁不仅使清朝帝国面临灭亡,也使民国国家政权与地方权力面临重大抉择。“民族”概念的引入、“民族主义”与“民族一国家”的开始形成,已“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杜赞奇,2003),改变了以往传统国家建构模式、国家与地方关系和地方精英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等,出现了传统、封建、民族主义、维新和革命等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话语和词汇。　　 本文认为,社会结构性变迁是地方精英流动的背景。在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生成的国家关系,即西方强权国家与中国这一东方古老帝国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使中国国家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革,观念上接受西方启蒙思想和种族、民族和国家理论,国家与地方同时面临了权力的更替与整合问题。社会结构性变迁促使和引发了地方精英在内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反过来直接影响并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及其核心内容。　　 本文从社会变迁与社会流动的相关性关系出发,引入了家族、族群身份、教育、婚姻、社会关系网络、民族运动和革命等社会流动机制,探讨并试图回答:清末民国时期蒙古族地方精英们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和策略实现其社会流动?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和接轨中其流动机制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国家政策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及其权力运行过程中,地方精英的目的、行为和认同如何获得新的发挥空间并得以演变?等诸多问题。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类型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以国家与地方关系作为基本论题,分析的主要理论为现代化、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民族-国家与精英等社会学、民族学理论。其中还借助了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及范式。　　 本文由十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是社会背景阐述。在国家与地方框架内,着重探讨面对政治、经济危机的清末国家政策、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性社会变迁。针对危机,清朝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救国”政策与措施,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政”,为了解决蒙古族群问题、边境问题,清朝在蒙古地区还推出了“移民实边”等特殊政策。制度性社会变迁的结果,使国家与地方冲突以及蒙古地方内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第二章至第六章,是讨论传统社会中固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包括家族、族群身份、教育、婚姻和社会关系网络。蒙古地方精英们仍通过这些机制和途径来实现社会流动,但随着社会整体及性质的变化,传统社会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丧失其原有的功能、作用,有些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性质。第七章至第九章,是在近代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以“民族”为核心的宏观、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流动机制。蒙古地方精英们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选择了“民族运动”和“革命”等不同道路,促使地方与国家不同层面“民族主义”的形成,完成了自我社会流动进程。第十章,对清末民国时期外在力量、国家作为、地方反应及共产党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对未来多族群“民族一国家”性质和精英演变做了一些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