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府于1958年(昭和33年)开始进行“关于国民生活水平的舆论调查”。根据第1次调查结果,对自己生活水平进行判断,处于“上”的比例为0.2%,“中上”的比例为3.4%,“中中”的比例为37%,“中下”的比例为32%,“下”的比例为17%。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中流的,也就是“中上”“中中”“中下”合在一起的比例超过了7成。在“所得倍增计划”的背景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68年(昭和43年)跃居世界第2位。根据该调查结果,回答自己处于“中流”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1964年)超过了8成,1970年(昭和45年)之后上升至约9成。此外,从1955年开始每10年进行1次的SSM(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全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社会“中产、中等”的比例在1955年大约在4成左右,1975年上升至8成左右。研究社会阶层的方法有主观和客观之分。客观的研究方法一般是根据收入、职业、学历等进行划分,而主观的研究方法有自我评价(即主观认同)和相互评价(即对别人所从事的职业地位的评价等)。根据这样的分类,关于国民生活水平的舆论调查应该属于主观认同,那SSM调查就是相对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从两个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可以确定的是“中产、中等”的比例都在不断扩大。20世纪末以来,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的热点,对中产阶层的现状、规模、心态、消费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等的研究都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高度成长期的日本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国民学历构成、就业人口学历构成、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方式以及城镇化比例等(即判断一国中产阶层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准)方面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论证和二战以后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相比,中国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现阶段也并不具备产生中产阶层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