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矛盾,这一事件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有直接关系。赫尔利在华后期,既无法遏制国共日益激烈的军事冲突,也失去了充当第三方调处者的中立属性,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赫尔利不顾中国国情,机械地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基于杜鲁门的对华声明,马歇尔的新使命似乎是试图改变美国在国共之间业已出现的失衡及维护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道义上的形象,以使中国政局朝着可控的有利于美国的一面发展。然而,从马歇尔在华期间的实际作为来看:其调处第一阶段调处尚属中立,第二阶段则有助蒋内战之嫌。第一阶段中,马歇尔促使国共签订停战令,组织整军谈判,协调各方达成政协决议,此间国民党妥协较大,中共得利不少。第二阶段的调处,专注于东北地区,中共在东北捷足先登,马歇尔多有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之举动,以使东北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简言之,全国范围内中共处于弱势,马歇尔支持中共的政治诉求;国民党接收东北处于弱势,马歇尔则帮助国民党武力接收东北。尽管他一直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角色,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国共都认为马歇尔支持对方。他一方面以军事禁运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接受调处,一方面又同意美国出让战时剩余物资给国民党,其目的是支持国民党通过自我改革,容纳共产党,建立稳定、民主的统治,而又不失去共产党,引起苏联的干涉。毋庸置疑,无论是在价值取向,还是在实际援助上,在国共两党之间,美国更倾向于国民党。而国民党也从美国获益甚大,甚至把美国当做支撑国内统治的靠山。由此造成的“援蒋”、“扶蒋”的意味甚浓,在中共一方看来,尤其如此。然而,“扶蒋”未必反共。一方面,与一个反对派在和平相处中来竞争,按照美国的政治思维,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中共也是美国在中国要打的牌之一,以要挟国民党政府,使美国在华利益最大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与中共保持接触,并建立一定的友好关系对美国在华利益都是积极的,更何况如此一来也能起到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的怀抱。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战略意图,就是努力打造一个亲美的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特别是能容纳共产党的国民党政府。然而,在实际问题上,特别是具体介入国共之争的时候,美国的意图往往失衡失措。马歇尔调处试图维护国共在实际强弱上的平衡;强的让它继续强,弱的让它继续弱。问题是国民党要更强,共产党则不愿意过弱。国民党有一种实力上的优越感,共产党则有一种政治上和民意上的优越感,彼此的优越感使双方都不愿过多让步。他们之所以都同意马歇尔居中调停,乃是希望依靠美国的压力来获得自己更大的权益。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背景下,无论蒋介石和国民党怎样对美国不满,在心理上与美国仍然会有“一体”的感觉;而中共与美国无论走的多近,都会有难以化解的隔膜。而美国对国共两党也自然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少数美国外交官没有能够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