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问题作为公司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一直倍受学者的关注，作者作为学术后进，试图通过本文的写作为该领域的“知识增量”做些许贡献。作为公司治理问题的一般研究进路，通常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蓝本，从公司机关的具体设置以及各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入手，试图建立更有效的治理方式。由于这种研究方式是以西方的社会背景为理论前设，因此往往忽视对该理论之所以有效率的相关条件的研究，在社会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从理论自恰性上无懈可击，但是在现实效果方面往往差强人意。有感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来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本文首先对学界存在的对公司治理的三种不同理解进行梳理，从而将本文中使用的公司治理界定为最广义的公司治理。这样界定不仅可以将狭义公司治理的某些生效条件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中来，而且也为探讨一人公司的治理问题预留了研究空间。其次，本文对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基本特征进行讨论，通过对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公司治理两权分离、三权分立特征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试<WP=63>图说明任何制度的产生与有效运作都不是无条件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为解决不同的问题，完全可能存在其他类型同样或更为有效的制度类型。最后，本文试图通过对产生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两个基本条件的分析，来加强本文以上观点的说服力，更进一步证明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以及在所有权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的当下社会，公司治理完全存在更广泛的制度空间。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为解决一人公司欠缺公司社团性问题，本文首先对公司治理存在的现实性进行分析。由于受不同营业对资本的不同需要、生产方式的转变的影响、有限责任的巨大吸引力以及效率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一人公司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在该种公司形态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时，对其就不能简单的加以否定，而应当从法律上对其所引起的问题加以解决。其次，本文对一人公司治理的理论前提进行分析。公司社团性作为各国公认的一项公司根本属性，任何承认一人公司的学说都必须对社团性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本文认为公司社团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出于获得巨额财产的现实需要，这是对公司集资功能的一个基本解释；第二，作为社团性产生的深层原因则在于取得法律人格的需要，传统的法人本质学说都是在与自然人的比较中获得，但本文认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法律主体都是经过“加工”的法律概念，其要符合的并不是所谓的自然属性，而是一定的法律秩序的想像。作者认为，赋予某种主体<WP=64>以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应当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即有赋予其法律主体资格的现实需要；二是要符合一定的价值判断，即符合现有制度的法律价值选择。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时，才可能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而且任何法律主体并不是其所有的行为都要由法律来调整，而只有符合法律特定秩序要求的行为才会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而以上一切选择的逻辑起点都出于生活的现实需要，而不仅仅在于满足理论上的逻辑自恰性需要。通过以上对法律人格赋予条件的重新界说，从而否定了社团性作为公司本质属性的观点，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人公司理论上的绊脚石。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本文首先对其他国家公司法对中一人公司的立法态度与规制方式进行考察，以建立初步的参照系。在对我国公司法与其他国家公司法进行初步的比较后，总结出我国公司法在治理理念与规制手段上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差异。在我国一人公司制度的具体设立上，在对一人公司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确立了以债权人保护为核心的设立原则，并建立以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其中事前规制方式主要由公司名称限制、设立人限制、设立方式、出资方式、公司资本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公司内部机构设置构成。事后规制方式主要是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市场因素与文化因素。作为公司治理得以<WP=65>有效运作的基本条件，完善产品市场与经理劳动力市场的各项相关制度，与提倡适合经济发展的职业道德，将会使以合同方式对公司的各项约束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通过以上分析，作者认为，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在一人公司的公司治理中是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