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解释学中,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派认为应当追溯立法者原意对刑法进行符合立法者意图的立法解释,另一派认为应当考虑现实,适应社会变化,不必拘泥于立法原意解释刑法;前者为主观解释,后者为客观解释。前者重于保护刑法稳定性,而后者重于打击犯罪行为。法律的解释目标问题,特别是刑法的解释目标问题,具有司法实践上的巨大意义。如何解释刑法关涉到对公民的出罪入罪问题,关涉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重大问题,因而在历经二百多年历史的今天,仍然能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对法律解释应当符合主观目标还是客观目标的问题,关系到法律解释时运用解释方法的顺位问题和解释结果。而对于刑法而言,这种方法顺位的变化和解释结果的不同对刑法的解释会造成巨大影响。一方面,不同的解释目标指导下的解释方法可能导致本应入罪的不法行为没有入罪,危害到社会的稳定性,不利于维护刑法的保护性功能;另一方面,不同的解释目标指导下的解释方法可能导致本不该入罪的违法行为轻易入罪,对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严重威胁,使公民无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因此,讨论刑法主客观解释目标的问题绝不是法学家停留在理论上的臆想问题,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司法实践问题。概括而言,法律的主客观解释目标有三大区分。首先,在价值判断上,主观解释维护立法者权威,而客观解释更加重视法律的“正确性”,注重法律在当今社会现实下的实效;在权力分立问题上,主观解释认真区分了立法权和司法权,主张两权的并立和分野,而客观解释则在实践中模糊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只间的界限,使法官的法律解释成为了实际的立法行为;在解释论上,主观解释以法律解释学说为基础,而客观解释以德国经典哲学解释学为基础。相比之下,主观解释论较客观解释论更有优越性。刑法的法律解释目标问题受到了法理学界和刑法学界的特别关注,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实属抢眼。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刑法本身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气质。首先,在所有部门法中,只有刑法才可以规定对公民的何种行为科刑,关涉到公民的自由权设置生命权,可以说在内容上,只有刑法可以做到对公民的“生杀予夺”,惩罚最为严厉;其次,刑法独有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与其说是为了准确定罪、打击犯罪,不如说是为了限制国家、限制法官随意入罪,充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再次,刑法具有谦抑性,刑法总是躲在其他法律之后,只有其他法律,包含但不限于民商法、行政法无法解决争端、无法惩处不法行为是,才能使用刑法,这也意味着能用行政处罚手段解决的不法问题,就不能称之为犯罪,能用轻刑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用重刑;第四,刑法涉及的社会关系极为广泛,可以说,一部刑法典就规定了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一切社会关系都要受到刑法保护;第五,刑法的条文表述具有集中概括性,刑法通常用极为简洁的语言表述相对复杂的法律关系,以至于狭义的刑法学就成为刑法解释学;最后,刑法属于司法法,对于司法法而言,其法律解释应当慎之又慎,否则会对法制基础造成十分不良的严重后果。客观解释自身的缺陷和刑法的特点共同决定了刑法的客观解释应当缓行,应当十分注重立法者原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大作用,避免客观解释下十分严重的入罪问题。事实上,对一些争议案件,客观解释的结果,多半是入罪而不是出罪,明显违背了轻其轻罪的刑事政策,给我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