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从甲午战后山东曹、单一带反洋教斗争开始,到1900年义和团发展成具有全国影响的反帝斗争,将19世纪下半期以来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特殊历史背景下以特殊形式存在的农民运动,它注定会引起后人的关注和研究,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当时的社会。义和团运动作为社会规模的群体运动,社会动员对运动的兴起、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过程的梳理与社会动员模式的分析,为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一主旨之下本文就是想把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个案,从义和团运动中社会动员这一角度来认识和研究义和团运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凭借着暴力迫使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离开原有的轨道,但是暴力却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大多数人所固有的文化观念和民族心理。面对着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伴有侵略方式的文化输入,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不同的心态。迷信、恐惧的心态;讹言、从众的心态;排外、抗争的心态,这些不同的心态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义和团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广泛参与的民众是运动的主体,许多地方官吏和士绅对义和团也采取了参与、同情或支持的态度,形成了官、绅、民联合一体的局面,义和团运动通过广泛的宣传,它斗争的锋芒齐指教会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社会形势的险恶、人心的浮动,义和团由此有意无意地利用了人们普遍存在的紧张、惶恐和希图避灾趋福的心态,以此来动员民众,从而造成了所谓“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举国如狂”的社会景观。义和团运动时期,义和团继承了秘密会社教门的动员民众的宣传方式,他们一方面通过揭帖、武术、戏剧、谣言等各种手段极力渲染着“大劫临头”的恐怖气氛,另一方面则宣称义和团是顺应天意、护善救劫的团体,可“在义和团中保平安”。义和团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动员,团结了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在短时间内走向高潮,对社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