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后我国将建设法治国家和服务型政府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给付行政对于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平、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由于给付行政自身的复杂性和相关立法的滞后,使得给付行政严重落后于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步伐,行政给付的诉讼救济制度亦需要亟待完善。所以,现代行政法理论必须在正视行政给付诉讼规范化的基础上,思索并梳理行政给付诉讼救济中的问题,寻找行政给付诉讼救济的方式,充分发挥司法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屏障作用。我国在2014年对1989年版的《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在新法中添加了一般给付判决的内容,并对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起诉的程序等方面作了规定,对缓解司法实践中给付纠纷无法可依的境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法院对给付诉讼进行司法审查的广度和深度,然而给付诉讼毕竟是一类较新的诉讼类型,较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相关制度仍然不尽完美,而且《行政诉讼法》与后续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对给付诉讼的裁判内容和适用范围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这会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局面。分析与研究行政给付诉讼救济制度的当前状况、有何种问题和导致问题的原因,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解决措施与规范意见,可以在审判中为法官提供指导,为行政给付诉讼判决条款的适用提供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基于前文分析的原因,我们在研究和审视2014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内容,剖析了我国目前的行政给付诉讼制度,并对域外行政给付诉讼制度予以借鉴学习,如:对德国的一般给付诉讼制度,英国的令状制度,日本的停止诉讼与当事人诉讼,以及我国台湾省的一般给付诉讼进行了介绍,进而指出了当前国内的行政给付诉讼案件审判依据不足,受案范围较窄,法院在审理给付案件时调解程序运用较少三个问题,并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存在的这些不足给予三点解决措施:(1)对行政给付诉讼的审判依据予以完善,如:将行政给付程序进行统一规整,在审理行政给付案件时增加行政原则和规范性文件与政策的适用；(2)拓宽法院受理行政给付案件的范围;(3)对于案情简单且适用调解程序结案并不会对国家和他人利益产生危害的给付案件,在诉讼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有条件的适用诉讼调解。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对当前国内的给付诉讼制度由表及里的分析,尤其对于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与修改前的作出对比,借鉴域外行政给付诉讼救济先进的制度和发展经验,并与我国当前的给付诉讼司法实践相结合,提出完善建议。但是,本文仍然有许多待改进的部分,例如:对我国现行的行政给付制度与行政给付诉讼救济制度未能深入肌理的剖析,域外经验未贴切的与当代中国的给付特色相结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