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吸引人才跨国流动与集聚,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智力来源之一是高稀缺、高绩效表现的高层次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是2008年中央政府首次推出面向国际的国家级人才战略计划,以往研究揭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是知识技术溢出与促进倍增生产的有效渠道,在自上而下的强政策执行推动下,人才回流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得以重塑。尽管研究者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特征、创新表现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局部探索,但尚未提出一个系统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来考察政策绩效的全面影响。基于已有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和人才政策绩效测量基础,本研究围绕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予以评估。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双轮评估框架,前者沿用“政策制定者—政策目标—政策绩效”的自上而下路径、经济学框架与事实评价逻辑,以结果测量、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为核心,关注政策效果为中心的客观绩效;后者沿用“政策对象—政策体验—政策绩效”的自下而上路径、行为学框架与政策满意度评价维度,关注政策满意度等相关政策体验为中心的主观绩效。围绕这一框架,研究开展了两条路径下主客观绩效的三个平行评估。研究遵循多重方法主义操作,通过指标法为基础的定量测量,实验设计为基础的项目论证,问卷和访谈为基础的政策对象调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测量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客观绩效。研究遵循“政策目标分解-政策绩效观-指标体系确定”的步骤,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域内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系统的分类绩效测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因子分析,创业类、企业创新类、高校创新类的分类型指标体系均得到了“原生—派生—溢出”维度对应的因子内涵;第二,从规模绩效和个体绩效的测算结果表明,规模绩效对政策制定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一定实现,个体绩效反映了政策的高层次人才筛选效应发挥;第三,区域聚类的千人绩效方差分析揭示,不同市场水平、政策干预水平下的创业千人与企业创新千人绩效均有显著差异,创业千人绩效中市场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企业创新千人绩效中政策干预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2)论证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干预净效应。研究沿用实验思路和双重差分模型,以高校千人计划入选者为实验组,以经匹配的未入选者为对照组,对高校千人计划出台是否影响了学术生产力的政策效应进行论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倍差法的回归分析和平行趋势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对于核心作者的论文质量、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以及非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三个反映学术产出的指标,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均对其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学术生产力提升有显著的持续效应,并在第三年的激励效应大幅增加,在此后保持相对较高稳定的政策效应攀升速度,尤其在政策实施第八年对核心作者的SCI论文发表质量这一指标的影响达到12%;其他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对学术生产力无显著影响,海外经历时间(长)、海外经历丰富性(跨国多)、博士后经历(国外)、博士毕业学校国别(国外)、博士毕业学校排名(靠前)对学术生产力有显著正向影响。(3)检验了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在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研究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供给质量、政策期望、期望不一致感知、政策繁文缛节、政策满意度等变量,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拔靴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才政策对象的政策供给质量感知、期望不一致的正向落差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政策期望、繁文缛节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第二,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中介效应量)为18%;第三,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为66%。总体,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得到验证。最后,研究总结了在样本量、绩效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可改进之处,并提出了“人才政策治理水平”、“人才政策创新实践案例研究”和“政策战略框架构建”三个可拓展主题的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