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主要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FDI对中国汽车产业是否真的存在技术溢出，如果存在技术溢出，那么是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还是负向的技术溢出;另一方面如果FDI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那么我国政府在制度上应该怎样帮助汽车产业更深层次的利用这一技术溢出，如果存在负向的技术溢出，那么我国政府又应该怎样才能使我国汽车产业摆脱这不利的情况。　　围绕着这两个目的，本文准备从现象与实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阐述自FDI进入汽车产业以来，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从这些现状的研究，本文清晰的展现出我国汽车产业不断改善的事实。然而，简单的数据描述只能说明一些表面层次的现象，要通过现象发现实质就必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FDI对汽车产业是否存在技术溢出以及技术溢出的效果;二、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下，怎样从制度层面加强或者改善这一溢出。在描述了现状之后，本文紧接着以Levince&Raut(1997)的引申模型为起点引申出实证模型。透过实证模型的结果，读者可以了解FDI引起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实质，然后以制度因素来建立第二个模型，考察制度因素是怎样影响技术溢出，为政策建议打下基础。　　虽然立足于简单的数据描述，本文得出汽车产业不断得到改善的结论，但是实证结果却不乐观。产业政策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制度因素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中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足的一面。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继续发挥好的一面，弥补不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