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夏天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蔓延之后,关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就一直成为学术界及政界激烈讨论的热点。所谓风险承担(Risk-taking),是指金融中介机构自己理性或非理性地主动承担风险。一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5年间长期的低利率环境是导致这一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使银行放低了借贷标准从而使其承担了过度的风险。在这一大背景下,Borio和Zhu(2008)首次从风险承担角度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问题。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问题主要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指的是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通过作用于金融中介风险感知或风险容忍度,进而影响到其资产组合的风险水平、资产定价及融资的价格和非价格条款。在Borio&Zhu(2008)之后,也有诸多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实证层面上证实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的存在性(Martha et al,2010;Delis&Kouretas,2010;Buh,2011;)。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对于我国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大环境当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加深将是大势所趋,虽然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发展、金融监管的相对放松,我国对于外界环境刺激的防护也会慢慢变弱,那么该如何在更开放更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去应对外界环境的种种冲击呢?加深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无疑将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以及金融的稳定。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的机制问题,分别从银行渠道及企业渠道两个方向进行展开研究。在银行渠道方面,本文基于2004年-2013年期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相关微观金融数据及宏观经济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在企业渠道方面,以我国1998-2013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计量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金融危机前并未显著地表现出来,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传导渠道是显著存在着的；(2)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存在风险传导效应,即宽松货币政策会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紧缩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则具有抑制作用,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企业微观层面是存在的。由结论得到的政策启示是：(1)考虑到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加深,货币政策的制定在考虑到通胀等目标外,同时要兼顾金融系统的稳定；(2)建立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以及各监管部门多维一体的风险管理系统,避免货币政策所引发企业(包括银行)过度地承担风险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3)关于银行及企业风险承担的测度、评估体系的建立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