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涌入,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进入了准现代社会。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中国人就像冷纳所说的“过渡人”,“他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刚踏上‘现代’,由于他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所以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面临身份认同的困难。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仍未得到真正解决。但是,前人探索应对准现代生活的办法和经验或许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有借鉴意义。为此,本文以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汉语新诗对火车的想象为切入点,探讨以火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乡土中国的空间观和时间观的影响。正文共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前言中介绍了火车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想象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乡土中国与工业西方的冲突中,火车作为西方文明符号被强行带入中国。它以一种强势的姿态,首先在现实生活现实层面打破了中国人的时空感和生活方式。可这种改变距离改变中国人深层次的认同方式尚有一段距离,还需要进一步改变中国人的想象世界。汉语新诗的诞生和成长,见证了火车进入中国人的想象世界的详细过程。第二部分中,我着重介绍了新诗人对火车诗意的呈现方式日渐成熟的过程。其中展示了从乡土社会走出的中国人接受“火车”,及被“火车”规约模塑的过程。在空间观上,火车使人们知道在表征农耕文化的“天下”和“故乡”(乡土中国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空间——“世界”。这种内在于火车的空间试图说服以农业为正统,在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之间过田园生活的中国人相信,像陌生人一样的市民身份是高贵的,用商业秩序替代长老统治是进步的,准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应有一种商业价值观,把市民生活视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在时间观上,火车把机械时间带给了生态时间制下中国人。机械时间使准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从循环时间观走向了线性时间观,并把时间作为一种独立于事件之外且可以被商品化的客观存在。在机械时间观的支配下,人们几乎成了时间的奴隶,也使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发生了改变,如宗白华所描述的,“生活的节奏,机器的节奏”。最后一部分,在总结新诗人以火车为视角对时空的想象历程后,我发现,我们很难获得一种统一的时空观念,而只能看到一种趋势,即是“世界”与“机械时间”携手促准现代中国向工业化的西方靠拢。但是现在,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时空里,按照“需要理论”(马凌诺夫斯基)、“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罗素)的逻辑,这种单向一体化的趋势是值得怀疑的。人们更应该认识到,时间观、空间观——这种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是应需要而定,特别是“幸福生活”的需要。我能得到的结论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诗人对火车内在时空的诗意书写,是中国人面对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的良性反应,它对准现代社会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