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早期,华裔美国人经常受限于负面或刻板印象的描绘,这不仅强化了华裔群体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也导致他们往往陷入文化认同上的困境。然而,随着亚裔美国电影在1960年代末的兴起,华裔影人积极寻求银幕上的自我呈现,不断挑战好莱坞对华裔美国人的主导性刻画。作为最早一批华裔导演,王颖致力于探索华裔经历,尤其热衷于华裔家庭故事。在《吃一碗茶》（1989）,《喜福会》（1993）和《千年敬祈》（2007）中,他深入刻画了处于不同时期的华裔群体,不仅考察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定位,也着眼于华裔家庭内部存在的代际差异。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其“华裔家庭三部曲”的研究来看,尽管不少聚焦到身份问题,却鲜有系统探讨三部电影中华裔形象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体现出的王颖在身份构建上的不断探索。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并非一种本质而是在历史和文化话语中形成的不固定的认同点,即,一种定位。因此,本文在以往文献回答“王颖塑造了怎样的文化身份”的基础上,借用霍尔对文化身份中“三种在场”的探讨,更进一步探究王颖在其不同作品中怎样对华裔身份进行定位与再定位——他如何描述其华裔角色与作为“想象的家园”的中国在场,作为权力主导的美国在场,以及两种文化汇合碰撞的新世界在场的关系。通过对王颖三部华裔家庭电影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其所刻画的三种在场都处于不断的转化和演变中,也即意味着其所组成的华裔身份是不断变化的。首先,“中国”在华裔身份中总体呈现从中心到边缘的趋势。具体而言,王颖从《吃一碗茶》中刻画华盖和宾雷父子对中国宗族传统的继承与依赖,到《喜福会》中描写母亲对过往的留恋以及女儿通过母亲的认同寻找种族自我,到《千年敬祈》表现女儿宜兰对父亲带来的中国元素的既熟悉又抗拒,这些华人角色与中国在场呈现出一种“渐离”的关系。其次,“美国”作为权力的主导既排斥又强加其价值给华人,却在他们追求融入的长期愿景下被不断靠近。王颖先是描绘了早期移民被政治边缘化的集体经历,到《喜福会》中揭示华裔家庭两代人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他者”,再到第三部电影将融入美国刻画为新一代移民主动且有条件的选择,这些华裔角色与美国在场总体处于不断的“渐近”。最后,关于新世界在场,王颖首先描述了华裔如何挣扎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无以为家,随后呈现不同文化选择下两代人如何从对抗走向和解,再到展现人物身上多元文化的交融。事实上,这些变化正是中美文化从不相兼容到碰撞到无限趋近于混杂的过程,也即意味着华裔角色越来越能适应新世界,越来越认同自己在新世界中的流散身份。王颖在其三部电影中对这些在场的每一次构建都反映着他对现实的观察、再现和艺术创造,也正顺应着现代族裔电影的使命,让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华裔美国人的不同的组成部分与历史,构建我们所称之为“文化身份”的那些认同点、那些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