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照顾的现象在东方与西方、南半球与北半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当今中国，隔代照顾也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照顾方式，在各地的城镇和农村地区都普遍存在，同时祖辈照顾的强度很高。隔代照顾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经济乃至文化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到了家庭照顾儿童的方式，甚至影响到了人口更替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当前公共照顾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父辈如何协调工作与家庭责任就成了一个兼具家庭与公共双重属性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少家庭选择将孙辈交由祖辈照顾。由于隔代照顾具有私领域性和非专业性的特点，它会涉及到家庭关系和照顾质量的问题，因此隔代照顾的研究具有多领域性与复杂性。然而，国内的隔代照顾研究目前仍然处于一个较为初始的阶段，成熟的文献较少，并且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晰、缺乏研究深度和广度的问题。所以，在当前儿童照顾需求不断增加和生育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我们十分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中国的隔代照顾问题。
　　本研究采用了描述统计、广义线性回归、线性规划等方法，在主要研究内容的章节中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作为主要研究资料，同时结合多种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选取隔代照顾的参与率、强度、性别、居住方式等要素对中国各地的隔代照顾情况进行比较，使读者了解中国隔代照顾的整体特点。本研究也借鉴近年来西方学界流行的生物社会学的视角来比较先天因素（基因）和后天因素（家庭和社会）对祖辈是否照顾孙辈及照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后天因素对祖辈的照顾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后，本研究探索隔代照顾分别对祖辈、孙辈和父辈三代人的利弊。对祖辈来说，照顾孙辈可以显著地减少他们的消极情绪，但是增加或降低照顾强度与他们的主观福祉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对于女性父辈来说，孩子完全由祖辈照顾能够比由学前机构、她们自己抑或合作照顾更显著地提升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于男性父辈来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对于儿童群体，我们将其分为0-3岁和4-6岁两组，考察隔代照顾对他们的主观福祉、学习成绩和行为习惯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顾与机构照顾相比，对儿童的主观福祉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父亲照顾与儿童的主观福祉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从学习成绩上看，隔代照顾对语文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儿童的数学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主要由父亲或由母亲照顾的儿童的学习成绩显著低于主要由机构照顾的儿童的学习成绩。从行为习惯上看，无论由祖辈照顾还是父辈照顾的儿童，他们的遵规守纪和注意力集中程度都不如机构照顾的儿童。此外，照顾方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也和年龄有关。对于低龄儿童，照顾方式的影响较为显著，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照顾方式的影响逐渐减弱。
　　在政策分析方面，我们通过将公共财政成本和公平正义原则相结合的方法来规划儿童照顾的政策体系。从三代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隔代照顾除了不利于儿童身心发展之外，对提升祖辈的主观福祉和父辈的生活满意度都有利。因而从逻辑上说政府应该支持隔代照顾，公共财政应该给予祖辈照顾者一些经济补偿。但是，当我们使用学前教育经费、税收、0-6岁儿童需要的照顾时间等个体和社会因素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并求解后发现，基于当前的国情，补贴祖辈的“直接支持”模式并不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选择。与之相比，公共财政对学前机构进行补贴的“间接支持”模式更加节约资金，并且专业化的机构照顾更有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同时，由于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影响重大，社会政策过于支持家庭照顾会加剧由家庭背景不同造成的不平等，从而不利于实现起点公平。因此在中国的背景下，当面对三代人在个体福祉上的冲突时，本研究建议以儿童身心发展优先的目标为原则，构建一个优先发展公共照顾、兼顾发展家庭照顾、补充发展市场照顾的“三位一体”的儿童照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