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男女为什么会最终选定彼此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潜在配偶？在人类的伴侣选择中存不存在一种系统的择偶模式？如果有的话，这种非随机性的选择过程是否会影响婚恋关系的质量或主观感受？近二十多年以来，众多西方心理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研究的典型模式就是围绕着婚恋伴侣间特征的相似或者互补展开的:到底是“物以类聚”，还是“互补吸引”呢？　　本论文之初，研究者首先阐明了婚恋伴侣特质匹配模式（AM）与伴侣特质效应的涵义，回顾西方以往有关AM、伴侣特质效应（包括伴侣主效应与伴侣交互匹配效应）研究历史与脉络，对西方研究的基本结论和最新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就此提出在中国大陆开展相关研究的学术必要性和重要性。　　接着，在本论文实证分析研究1中，研究者首先根据西方众多AM研究的结果以及中西文化间的异同点，提出了有关中国AM结果的先期理论假设，继而在中国大陆10个城市随机抽取1000对左右新婚夫妇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者先后检验了丈夫和妻子在三个主要领域上的相关:人口学变量、价值取向和人格（包括基本人格和依恋人格）。结果显示所有领域上的相关都是正向的，因此为相似性假说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同时没有发现支持互补性假说的证据，这和西方同类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一致的。就相关的程度来言，中国夫妇在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民族、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等方面）、价值取向和人格领域的几乎所有变量上都表现出了显著正相关。虽然在人口学变量和价值取向上的相关程度与西方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但中国夫妇在人格领域也呈现出稳定而显著的正相关。这一结果令人惊讶，因为在以西方样本为基础的任何一个AM研究中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结果。　　然后，在本论文实证分析研究2中，研究者接着探讨了影响中国夫妇婚姻质量与婚姻满意度的伴侣特质主效应问题。研究者首先发现夫妻自我的基本人格、价值取向和依恋人格等维度对他们自身的婚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都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影响。但就夫妻间配偶特质主效应而言，在基本人格领域上，丈夫的人格层面对妻子婚姻感受的影响不如妻子对丈夫的影响大。在价值取向与依恋人格领域上，妻子在两人关系中的负向认知和情感对丈夫的影响也要远远大于丈夫对妻子的影响。另外，研究者发现亲情层面在显著影响自身以及影响对方的各种特质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这说明一对夫妻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很可能在于双方是否看重亲情。　　在论文实证分析研究3中，研究者在第二部分收集的数据基础之上，又结合第三部分所细致甄别的伴侣特质主效应诸关键变量结果，并兼顾夫妻婚姻满意度存在中高度相关的事实，继而提出了一个能同时纳入自我效应、配偶效应和伴侣匹配效应的结构方程预测模型。该数据模型能有效地甄别自我、配偶以及两种伴侣匹配模式指标各自对夫妻双方婚姻满意度的独立影响力，在“对数据”分析方法上发展了Kenny之前的“当事人-配偶相依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自我-配偶-伴侣相似性相依模型（Self-Partner-CoupleSimilarity Interdependence Model,SPCSIM）”。　　应用SPCSIM，研究者最大的发现在于，参与验证性计算的6个维度（领导性、可靠性、容纳性和人际取向这4个人格维度，以及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这2个价值取向维度）模型的PSC都显著地预测了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作用模式是独立于自我效应、配偶效应和ADS效应之外的。因此可以这么说，丈夫和妻子在他们项目作答的轮廓上越是彼此相似，那他们在婚姻中感受到的快乐就越多。这一效应模式在所有4个人格维度和2个价值取向维度上被重复验证，说明结果是普适而可靠的。相反ADS则只在领导性维度模型中表现出了显著效应，即夫妻两人在领导性维度的分数差异越大，他们在婚姻关系中就越感到满足。这也是本论文研究中发现的唯一支持“互补优势说”的证据。最后，研究者发现夫妻在自我效应、配偶效应和伴侣匹配效应上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论文最后部分，研究者对以上几部分实证分析的成果进行了集中总结，并认为本论文研究在抽样样本代表性、研究工具选择、新测量指标的设置、文化差异现象的首次发现以及针对“对数据”处理模型的发展上皆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同时也坦陈本论文研究在样本抽样地区、被试人群条件设定、数据获得方式以及问卷题目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最后研究者指出未来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并力主以跨文化的视角作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