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违法建筑形势严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依法解决农村违法建筑的问题颇显急迫。在强制拆迁违法建筑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律适用相交叉、有关处置措施属性不明、违法建设行为性质存在纷争、执法程序缺乏规定、违法建筑是否予以补偿等问题。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对行政法领域与刑法领域的共同性作了分析,在行政法上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受阻的情况下,笔者借鉴了有关的刑法理论。将刑法理论引入到强制拆迁农村违法建筑这个命题中来。并合理借鉴法理学、民法学原理及国外研究成果。对于出现的法律适用的问题,对同一事项不一的,按照法律学解决法的效力的冲突的原则予以分析处理;对一行为触犯多部法律法规的,借鉴刑法理论上“吸收犯”、“牵连犯”等处理原则予以分析处理。针对责令行为性质存在“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措施说”、“行政命令说”等的情况,笔者分析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命令的异同,并论述了自己的观点。笔者亦详细论述了违法建设行为的性质,就违法建设行为属于继续性行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还就规范执法程序、区分违法建筑进行补偿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明确责令行为的法律性质,以更好使用责令行为;二是明确违法建设行为的性质,防止对建设行为作扩大理解;三是约束行政裁量权,防止出现执法不一的情况;四是细化执法程序,利于保障群众利益;五是加强农村建筑补偿立法,以弥补该领域的空白。上述几个问题,基本贯穿了强制拆迁农村违法建筑的全过程。亦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而理论上又缺乏研究或者缺乏成熟的问题。上述问题的有效梳理,对依法强制拆迁农村违法建筑意义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村违法建筑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