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其一生的主要事业活动都是洋务运动具体实践,这既是他的历史身份,也是他的舞台。同时,洋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郑观应“商战”思想产生的助推剂。而洋务运动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则是“商战”思想产生的土壤。郑观应“商战”伦理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义利观和重商主义的影响,以及洋务运动所处的历史境遇下一系列救国图强的实践活动。郑观应之所以选择用“商战”来概括其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实务,其思想中非常清楚地表现了中国特色的义利观的影响。也就是说,“商战”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同时,内忧外患之下,西方重商主义思维下的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是国人羡慕的对象,重视西方的重商主义学习其对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对国力强盛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郑观应认为,农业已经不能带领中华帝国走向未来了,必须以商立国,以商富国,以商强国,要喻兵于商,才能内安天下、外拒豪强以自强。这构成了他“商战”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他还认为,在商业实践中,必须以培养、建设现代企业为手段,控制关税并保护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裁厘振商以提高商人积极性和安全感,促进商业繁荣以自强。郑观应商战思想背靠着两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维度,一个是传统的兵战思想,一个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观。郑观应希望通过振兴商业以自强,实现富国强兵,国家复兴,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中国在经济战中落后挨打,资源流逝,民生凋敝才是军事失败后更加严重的现实危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复国无望。因此,他提出商战,希望寄希望于苟延残喘的清政府,能在制度和政策上为民族资本主义争取点空间,看能否在商战中逐步壮大力量,实现全面复国。虽然结局并未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但郑观应商战思想却是那个时代最闪光的经济伦理理念,是黯淡的清政府治下的一道强光,它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郑观应提出其系统的商战思想,不仅仅是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救国图强的抱负的体现,从更深层次上看,他的思想具有的丰富的经济伦理内涵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现在我们来反思其商战思想及其特点,从而在继承和发扬的层面上对其作客观的评价,对于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客观地看,郑观应的商战伦理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经济伦理思想,也是最具有可行性的经济理念。虽然结果因时代的复杂性而未能实现其愿望,可是并非毫无成果。从积极方面看,起码在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商业繁荣上,他的商战伦理思想为之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近代商业工业化开端及其发展,与其商战思想也有着重要联系。而就认识上的局限性而言,不外乎是未能真正认识到封建专制的本质,因此在思想的终极价值追求中是为了保皇而非真心发展资本主义以走向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