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空间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其中尤以德国学者尤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论述最为全面和充分。而传媒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信息传播媒介,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和公共话语空间联系在一起。传媒借助于现代技术的力量以及在空间上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重构并扩展了公共话语空间。今天,由传媒建构的公共话语空间已成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独立组成部分,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文化、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建设中。现代传媒公共话语空间在中国得以构建和发展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近几年,我国传媒业逐渐开放,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加快了民主文化建设,也越来越重视民意。多元话语时代的到来,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让大众对传媒发挥其社会功能有了更高的期待,同时,公众也渴望传媒话语权的回归,开始要求传媒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一个可以公开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而长期以来,我国媒体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是一种典型的信息单向的流动,传受双方处于一种非对称的关系。进入新世纪以后,信息的传播渠道更多,不能承担起起社会环境守望者和公共话语平台提供者的传媒必然被受众抛弃,于是,我们提出传媒要适应环境的改变,拓展其公共话语空间。然而,这个诞生于西方的概念怎么“本土化”以求得和中国传媒特点的契合,是我们要探讨的又一个问题。笔者就传媒如何逐步扩展公共话语空间,使其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做了解答。对广播电视、报业等传统传媒与网络传媒等各自不同的特点做了描述和归纳,提出它们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去构建或拓展自己的公共话语空间。此外,笔者也指出在传媒公共话语空间的讨论中,也有对话是不对称,话题主体缺失的弊端,并提出传媒在拓展公共话语空间时需要避免角色变异,注意转移社会能量,防止被私人化,商业化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借此文引起传媒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