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语言学研究发生了转向——从语言内部研究语言到从语言外部来关注语言。或者说,通过研究语言来看语言与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隐喻作为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古往今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它最初作为一种命名活动,不仅仅是给事物一个名称,而是给予事物一个人化的品格,所以,隐喻在人类的精神存在中,牢牢地保留着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隐喻不仅是语言的特性,它本身是人类本质特性的体现,是人类使世界符号化的创造过程。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为框架,以隐喻研究为切入点,探讨、分析语言与人及外部世界的关系。全文运用了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大量、翔实的例证说明了隐喻不仅是语言存在的实体,而且是人类思维的模式,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认知机制。本文首先回顾了中西方对隐喻研究的历史。西方的隐喻研究历史悠久,并且体系完整。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在西方的影响深刻并且全面,在以后各派隐喻理论和观点中都可以看到亚氏理论的影子。尽管中国古人对隐喻研究所使用的术语与西方人所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但中国对隐喻现象关注的历史可以说与西方一样悠久,诸如“比”、“兴”等现象在诗学、修辞学、文论、演说术等不同领域皆得到探讨和研究。但总的来说,中国对隐喻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修辞层面上,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是实用性的和印象式的,缺少理论性的分析。接着,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的界定、分类和工作机制进行了论述。实际上,不管是哪种隐喻理论,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54)提出的“指称说”(Reference View)和“比较说”(Comparison Theory );昆提良(Quintillion)提出的“替代说”(Substitution View);科特(Kitty, E F. 1989)提出的“转移说”(Transfer View );马修( Matthew, R. J. 1980)等人所持的“变异说”(Anomaly View);肯尼迪( Kennedy, J. M. 1990 )提出的“分类说”(Classification View);理查兹(I. A. Richards)和布莱克(Black, M. 1962)提出的“互动说”(Interaction View)等,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隐喻进行了探讨,这些理论的实质都是大同小异的——用事物B来表现、说明事物A,即用B的特征来凸显A的本质/本质属性。而莱考夫和约翰逊( Layoff, G. & M. Johnson:1980)提出的“认知隐喻观”(Cognition View)与以上各学说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规律,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人类使世界秩序化的方式,也是人自身存在的方式。认知隐喻观将隐喻研究进一步提升到了生命本体论的高度。在认知隐喻观框架中,本文论证了隐喻性语言和隐喻性思维渗透到语言的各个层面。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隐喻几乎可以解释一切语言现象。隐喻使语言世界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有机生命体,使语言的肌体里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构成语言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且贯穿于语言进化的始终。在论述完上述观点后,本文用了主要的笔墨,从宏观层面,论述了1)隐喻的文化纬度。首先通过研究汉语中隐喻词汇内涵的变化,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性越来越得到尊重,社会越来越开放、进步。其次,通过分析中英特定的文化所形成的特定的概念隐喻体系,论证了不同的概念隐喻决定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眼中不同的现实世界。虽然人体隐喻化认知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方式,人类各民族存在着共识文化,不同的民族语言里会有相同的隐喻概念,但是,由于英汉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的不同,概念隐喻所折射出的文化特点是不同的,因为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英汉两个民族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上,通过隐喻机制,经过英汉这两种不同语言的过虑,去认识世界时,便对世界做出了不完全相同的切割和处理。2)隐喻的哲学纬度。传统的经典逻辑是一种严格的二值逻辑:一个命题或判断要么为真,要么为假,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逻辑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错误的。所以,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传统中,隐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逻辑或反逻辑的思维与语言现象。但是,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发展逐渐揭示出一种事实:在认知主体的实际思维运作过程中,隐喻与逻辑绝非两种毫无关联的离散体;相反,两者在意义的暗示与牵连、概念的生成与转换、语言的理解与交流中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交叉互动,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认知隐喻观认为,隐喻思维能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时空所赋予给我们的本质属性,是人类以自身度万物所获得的能超越真假、超越历史、超越此在与彼在、超越物理世界、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非凡能力。隐喻性思维表面上是反逻辑,实际上是超逻辑思维。换句话说,隐喻是对传统二值逻辑樊篱的超越,它使事物的类属关系或分类空间不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不断调适的、不断互动的。隐喻本质地蕴涵着深层次的认知内容,并生动地展现出相应的逻辑特征。隐喻性语言或隐喻性思维昭示出,所谓的“逻辑”、“真实”不过是思维主体的隐喻产物。3)隐喻的应用纬度。隐喻不仅属于语言,也不单单属于思维,还属于人类的一些活动和行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自然的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因此,人们所醉心的一切——像煞有介事的沉思、揣想和诠释,等等,实如盲人暗摸,离题甚远。更何况,“自在之物”处于现象的彼岸,实在并不是径直地呈现给我们的,在客观实在与认知主体之间隔着一道“外观之幕”(veil of appearance),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物自体”,而不过是现象,甚至是现象的影响。而且,实在向我们显示的往往不是它们的本体,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隐喻把握的正是这种关系而不是所指物,即实体。既然没有笔直的阳关大道可走,人们便不得不借助于隐喻这根拐杖,沿着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地向自己理想和憧憬的目的地踽踽独行。此时,科学家像文化研究者一样,潜入的是流动的隐喻的海洋,而不是充满绝对真理的现实世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政治家们借用隐喻来构建他们的话语权,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和普通百姓并不处于权力对等的位置上,前者是“掌权者”,后者是“无权者”。特别是当隐喻创造者与接受者在某一目标领域上分别处于“知”与“无知”的状态时,后者对前者的接受常常是无条件的。隐喻的完成要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引导和制约,反过来,它也可以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服务。最后,本文论述了对认知隐喻观的不同看法。很多学者认为,隐喻性话语和隐喻性思维使人类的活动显得神圣、富有诗性和说服力,使生存充满了省悟,人藉此得以体验生命的自由、美和超验的力量。隐喻以赋予意义、创建意义的行为,建立和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使自然、社会和各种存在显示出新的可能与意义。隐喻给超理性的、无法经验的事物留下了驱入的缝隙,不可言说之物依靠隐喻性语言的坐标显示出它存在的方位。语言被隐喻地言说,使人从对实证经验的指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体验”领域,从而使思维不滞留于个别、具体的物、境,而进入“共相的”、普遍的意义领域,永恒的存在在有限的语言形式的无限性中显示出来,被逻辑与理性割裂开的世界重新弥合成一个宁静圆满的整体,人的存在被重新纳入宇宙和谐的韵律中。但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认知隐喻观已得到普遍的接受,Lakoff等人在研究隐喻概念或概念隐喻时却有将隐喻孤立化和泛化的倾向。尽管认知语言学对概念隐喻进行了界定和分析,但却没有在词或短语层面上对是什么构成了语言中的隐喻给出明确的尺度,也没有清楚地说明如何辨别一个概念隐喻的存在。一些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们认为,目前的隐喻理论,尤其是概念隐喻理论,是很难证伪的。他们甚至认为,很多被语言学家认为是隐喻的传统表达法实际上根本不是隐喻性的。语言具有塑造我们意识的威力。从认知语言学和体验哲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性或人类中心性为语言的内在属性,本身无所谓有害或有益。然而它却蕴涵了排他的可能,从而导致语言中仅着眼人类自身的利益。这是认知语言学和体验哲学,或者说概念隐喻理论潜在的一个不足。为了人类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注意语言对我们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惟有这样,语言使用者才可能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消减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地发展。总而言之,本文从多纬度对隐喻进行了论证,旨在说明隐喻现象体现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原始关系,人以体认或体验的方式来直接认识世界,他的机体感官对他具有启示的意义。身体是语言,人以符号的方式,即是以体验的方式把世界据为己有,把自己变成世界。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从根本上说是隐喻性的。人类在隐喻中诞生,在隐喻中成长,在隐喻中走向未来。诚如保罗·利科所说:“活生生的存在意味着活生生的表达。隐喻作为人类固有的自身表达方式,是与生命同源同位的有机体。”本研究的创新点是:目前我国对隐喻的研究大部分都停留在词汇、句法或语篇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像从文化、哲学、应用等纬度来进行研究的相对要少得多。本研究恰恰把这三方面结合在一起,对隐喻进行多纬度、深层次的思考。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会使人们跳出以往的头脑里所固有的隐喻范式,把隐喻当作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有利工具。在当前人类面临生存挑战的语境中,语言自身并不能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但语言数千年的积淀却具有永久的启示价值。语言的隐喻性特质提供了一个引领人们回身反顾的参照,“我们能够向前或向后踏上思想之路,甚至返回的道路才引导我们向前。”(海德格尔199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