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阳高县北部三镇庙宇及庙会,在90年代之后依旧艰难的村民生活中,于情理之中迅速复兴。在村民的需求之中,在民间信仰的扩布之中、在村民的意识及行为之中,它们于涅磐之后的再生是有选择性的、多功能性的,并具有自身恢复与适应调整能力。这一现象使停止或处于暗流状态的民间乐班复又大张旗鼓地出现于该场合之中。 阴阳与鼓匠,是当地对于各自以笙管与唢呐为主奏乐器的仪式性民间音乐班社的不同指称。原本具有不同民族特征的乐器,笙管与唢呐,在曾经是多民族交相融合的区域之中相遇,同时被村民接受与使用。而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在唢呐原有调性基础上作出修改,将域外乐器纳入中原音乐体系之中。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变迁,而今亦能在其留存的痕迹中清楚地发现。 社会身份首先是普通村民的阴阳与鼓匠,同时因为乐器演奏、吟诵经文等相关技艺而成为与普通村民相异的仪式执行人。阴阳与鼓匠乐班并非纯粹性的音乐组织,而是活跃在当地庙会及丧葬礼仪中的仪式性班社。作为象征文化,他们链接着村落中的群体仪式与家族仪式。 生活于人生礼仪与社区礼仪之中的阴阳与鼓匠乐班,是与周遭村民精神上互助互惠、经济上接受世俗化集体供养、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艺术班社。或曰,乐班成员是经营着自己的班社,生存在村落礼俗文化里的、接受世俗化的集体经济供养之中的小农。 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生存的阴阳与鼓匠乐班,由于其功能的同及不同,不仅构筑了村落生活级序,而且,通过仪式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扮演,演绎了仪式里中间层次的内部细分。其中阴阳所执行的仪式指向更多的是对神灵的偏重,亦因其遵循或曰固守而代表着阴阳在秩序空间中的相对核心地位。鼓匠则是促使传统生“变”的因素之一。但其变化显现得颇具隐蔽与微妙:在表面乐曲增减及改变的现象中,实际蕴涵着功能实质的稳定与不变。正因其表面张显的善变,所以后者——鼓匠在时政更替之中主动吸收与纳用新鲜事物、迎合不断变化的观众口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迅速发现与保护自己的位置的能力是阴阳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鼓匠似乎更能超然于历史而生存的原因之一。 阳高县北部阴阳与鼓匠乐班,作为建构秩序空间的中间砖石,连接起秩序性仪式与象征体系主轴中的“神圣”与“世俗”、“神灵”与“村民”的极点两端;并通过在秩序空间——庙会与丧葬——的特定环境中、经由阴阳与鼓匠乐班的音乐建构,用两种功能相近、用法相异的符号共筑了个性化的地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