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重大工程)是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环境、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公共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以保障和改善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公共服务系统,如我国近些年来建设并投入运营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高速铁路工程、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等。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重大工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环境敏感期和价值重构期,其社会责任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紧迫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日益凸显。本文通过解析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演变与发展,围绕“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具有哪些影响?”以及“如何治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这两个核心问题,研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在组织及行业层面的溢出,探索企业与政府在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中的角色,进而提出基于重大工程社会治理框架。本文的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等,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致力于丰富和完善针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这一主题的学术解读,探索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溢出效应和治理机制,为当前我国重大工程的战略发展提供支撑。本文的研究工作从四个方面依次递进展开,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解析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涵盖了项目基础功能实现,项目成本、工期、质量控制,项目框架内健康、安全、环境管理、项目框架外对组织、行业、区域层面溢出效应等不同层次；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涉及一系列关键议题,同企业社会责任相比,具有项目全生命期动态性、利益相关者异质性以及社会责任交互性等特征。第二,探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在组织与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具有微观与中观层面的正效应。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帮助参与组织在制度环境中取得了合法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并且有效提高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同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能促进工程建筑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技术创新实现；获取更好的政治与社会资本,为行业发展赢得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还能作为标杆提升整个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及绩效。此外,重大工程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对于上述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调节效应。第三,研究企业与政府在重大工程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理。以承包商为代表的我国工程企业,在海外市场中其国际化战略,即国际多样性的深度与广度对于社会责任绩效的作用具有异质性。研究表明,国际承包商不能盲目地进行地理版图的扩张,而应该进一步增加国际化程度的同时,不断尝试拓展国际业务类型,才能提升其国际声誉和赢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源与注意力基础观出发,研究发现PPP项目中公共部门投资对于工程社会责任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且这一正向作用受到项目层面与国家层面的风险的调节,较高的项目财务风险、项目自然环境风险以及国家层面经济风险均对其具有不利影响。第四,构建基于“企业-政府-社会”的重大工程社会治理框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治理体现出双中心性、分布性、多样性以及动态性的特征,其治理主体无法从企业或政府的单一视角展开,而需要企业、政府、社会等利益相关方的协同。重大工程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柔性过程,包括社会参与、社会学习、社会互动以及社会整合等；这一柔性过程中,应注重各利益相关方在社会责任实践中决策的审慎性,行为的合理性,控制的一致性、透明性及可追责性,进而实现各方的利益均衡与可持续共享价值的最大化。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系统性分析了重大工程在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文献中相对碎片化的研究现状。提炼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区别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效应与治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二,实证分析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组织与行业的溢出效应,针对现有文献中主要集中在重大工程对宏观层面效应的研究现状,拓展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在微观与中观层面效应的探讨。结合社会责任不同维度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对组织及产业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提升方面的作用机理。其三,实证分析了企业与政府在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中的角色。整合不同理论视角,揭示承包商国际化战略对其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探究公共部门投资与PPP项目社会责任的关联,试图挖掘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此外,构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企业-政府-社会”(BGS)社会治理框架,突破现有文献中仅从公司治理或公共治理视角出发的单一思维,以项目全生命期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合作为基础,在治理中目标与原则兼容,功能与绩效互补,资源与责任共担,进而推动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