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绪论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报告选题,告知本论文的题目,拟研究神话中的三大母题。母题是叙事文学中最小的情节结构,这一架构可以在文本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各种文体或文化产品中重新组合以再现。母题的流传有其内在的规律,母题的传承和积淀亦会受到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母题进行系统的挖掘和研究,按照文学史的线索对这些母题的结构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变形置换进行归纳整理,可以见出母题作为一个简单却恒定的结构,其本质体现的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而其形态在不同时代出现的移位与置换,背后所表现的则是时代的特色和文学发展的趋向。对母题的追溯可以上至神话。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意识结晶,此后更扩展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因此,神话母题不仅对后世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且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许多神话母题都具有原型意义和分析价值,故而本文选择中国神话母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对母题的定义等基本问题作出论述,以期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单个母题的分别研究进行归类分析；其次通过对母题与原型、主题、意象等相近概念的辨异,进一步对母题概念加以规范；此外,在对定义进行界定和辨析的同时,并有着理论上的简述,如阐释神话母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分析母题的客观性、组合性等基本特征,这些表述不仅使得文章更加具备层次,且使研究显得更为全面系统。本文的每一章节即是对一个母题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中国神话中人神遇合、异类幻化、死而复生三个母题为研究对象,力求在对材料的占有基础上认识这些母题的形态特征、推衍变化及其文化成因,希望能够因此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便我们能够以更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每一章的内容而言,先是按照先秦、汉魏、唐宋等时间的顺序分为若干节。每一节的内容大致又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就文本的内容进行梳理,把握这一古老的情节结构在每个阶段里所涵盖、表述的内容；其次是在对文本的内容和情节的衍化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情节的呈现特征和变化特点；最后我们就这些材料分析和特征总结展开深入的探索,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成因。本文的第一章节就人神遇合这一母题展开探讨,人神遇合母题源于原始生殖、祭祀仪式,然而这这一母题所具有的原始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很快被精神性的追求所掩盖,人神遇合的情节开始成为人类表达主体意识和宗教理想的载体。而随着人神遇合的故事里原始意义的隐退,人神遇合的情节框架里,人仙遇合、人鬼遇合的情节开始占据更多的比例,而情节内容也更具现实性。在纵向的梳理外,文章还尝试从横向上来分析这一母题的呈现方式,将人神遇合情节分为人神遇合、人仙遇合、人鬼遇合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既有平行的展开又有交叉的倾向,如随着时代的演进,神、仙的角色逐渐淡出,而鬼的形象则日渐突出。人鬼故事在明清的盛行更加体现出神秘意识的减少,几乎全部都体现为社会意识的表达,且是男权社会的意识表达。考察人神遇合故事情节模式的发展,可以窥见这一模式背后的文化深层心理内涵,即这一情节架构的改变体现的是宗教色彩的淡化和世俗化社会的全面确立。本文的第二章节就异类幻化这一母题展开分析,首先对神话中精卫、瑶姬这些异类幻化的现象进行考证,得出生命形式之间可以互相幻化这一思维方式是原始初民所持的“万物有灵论”的产物,生命形式之间的幻化强调的是生命形式和生命能量的存在。但后世对这一母题的演绎过程中,母题的呈现方式却出现了阶段性的不同,如魏晋和宋明时期,幻化所展现的生命形态逐渐成为情节背景,而幻化这一情节的主要内容则重在表现异类幻化以眩惑人目,并以此来架构社会关系和现实内容。情节架构的重心一旦发生改变必将深刻地影响情节架构的呈现方式以及情节发展的走向,故而幻化这一行为的发生以及发生幻化的角色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在盛唐、明清文人那里,这一母题的原始意义则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将之与时代思想相结合,给原始的生命意义填充了更丰厚的内涵,而文化资源的丰富同时也推动了文学手法的进步,因此母题的呈现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如《西游记》中从石头幻化成猴到猴子的七十二变,以及《红楼梦》中设定石头、仙草这一双重幻化情节来互为映衬,既是对文学传统的集成也是古老母题的推陈出新。文学是人的创造,异类幻化这一母题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下,明显地呈现出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不同的精神气质。前者强调异类幻化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实现；后者侧重写成人形进入人类社会,与人类合演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当然,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有赖于大、小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明清文人小说为例,即可以看出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各自实现着自身的变化和革新的同时又与对方互补互渗、融合贯通,这种衔接对实现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幻化这一情节原本始于原始人类的自然想像,而后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这一叙述情结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文学作品中更加盛行,这应该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想象和集体意识的参与、主观审美创造、道德的强化等各种因素的合力,从而才衍生出这丰富的意义空间。论文的第三章是对死而复生这一母题的梳理,复生的情节体现的是初民基于自然循环的认识而产生的生命意识。这一母题在后世的演绎大致呈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用这一情节来承载宗教思想和伦理教化；一是以复生的情节为框架来构建艺术情境,借助复生的情节来演绎社会百态、主体情感等。对于前一种情况而言,由于过多地强调理念,故而情节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制约,情节的模式化、因袭性都十分突出；而对于后一种情况而言,由于复生的情节多半只是作为框架而出现,故而人们注重的往往是如何进行内容填充,这对于情节框架本身的发展而言并不能有太多的助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就这三个母题而言,复生这一母题的生长是最缓慢也是最不健全的。论文的最后部分从母题的形态和内涵两个方面进行总结,总结神话母题的特征,如母题的存在既有着世界的也有着民族的背景；母题的呈现是稳定性的,但也有无序的一面；母题的生长是规律性的,但就中国的叙事文学整体情况而言,母题的成长并不十分完善。在分析母题的呈现及其文化成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这三个母题所体现出的文化上的本质特征：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教义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有格外深重的影响在于其教义的独特性,如过分地强调“生”之一端,并以此为基点来观察宇宙和人生,故而我们的文学中,对待神、仙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以人为中心,而人神关系则多半是对立、相争的；对于女性——无论是神女还是异类幻化的女性,都常持摒弃与拒绝的态度,体现出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世俗社会的全面迎合；对现实欲求的追求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这一命题时采取“复生”这一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的方式。而复活这一设想看起来是对生命的乐观,但在这一乐观的表层之下我们也不能忽略其骨子里带有的悲观和虚无。此外,文章还简要论述了阴阳结构等文化内核中的问题,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历史演进并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所应有的态度,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做出新的展望。总之,本文是以对神话母题的形态特征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文本分析为桥梁,指向的是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这三个层次是依次推进且又密切一体的。我们既借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古典文学的母题呈现,也为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展开了新的视角,为今后的文学研究和文化考察作出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