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话语是语义的单位，对话语的研究离不开具体的语境，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同样，一定的社会时代下有相对的话语现象。新时期的文学话语形态在历经“文革”后，在新时期的初期的不断变革中，一变再变，一破再立，多破多立，呈现出放鞭炮式的欢欣雀跃。而90年代又进入各种话语各显身手的辐射状态。有别于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话语有其特定的形成过程。文革后的新时期初，社会的突然变革并没有让习惯了革命／政治活动坏境下的写者们一下子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虽然产生了新的话语形式，但整个话语体系中，仍然夹杂着许多革命／政治话语。直到70年代末，全国语境已经更加开阔宽广，整个社会需要一种包容性的话语去容许反思创伤后的伤痛、美好生活的如释重负和未来更加激动的憧憬，这时意识流的话语应运而生，轰动一时。但这种思维性的话语并非没有缺憾，加之市场出现后，话语限制更大限度地取消后，更多的话语进入文本，文化话语复出并且有利地弥补了意识流话语带来的缺憾。随着社会变革的更加深入，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都不甘落后，个人话语在这种需求中炫耀昂扬，尴尬存在。90年代后各种文学话语或互不理睬，各自为政，或互相吸引，包容万象，出现了多元化的文学话语，文学进入“杂语时代”。王蒙因其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力和不倦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进取精神，而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是新时期文坛最为丰硕最有活力的作家。他每出一部作品都牵动了评论家敏感的弦，而其艺术风格的创新和话语的流动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符合了新时期文学环境的繁衍，代表了新时期话语的方向，故本文选择王蒙为代表，对其小说文本进行解读，来透视新时期话语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