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标志,世界劳工史研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新劳工史超越了传统主宰的结构或文化的解释范式(如马克思强调的阶级层面上的结构性差异、韦伯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在研究中开始强调劳工的主体性和话语意义,直指劳工的现代性问题,指出劳工的命运不仅是结构或文化的产物,同样也是主体性实践和话语重新建构和强化的结果,中国农民工研究同样需要开拓一种新的社会学视野和研究潜力,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式,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方式和新的解释框架,追求一种具有“更广泛对话能力”和“更普遍的解释力”主题化构造。　　 从一个较深层次的理论高度来言说经验事实,或从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实践回到理论世界,都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我的这种思路更多的是来自汤普森、布迪厄、福柯、吉尔茨、埃利亚斯等学者的诠释方式,是在和他们的对话过程中,我感受了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灵感。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或问题式诊断,往往缺乏一种社会学者更需要的理论关怀和道德关注,流动农民工离开了农村就意味着身体脱离了乡土中国原有的社会情境,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又现代的城市,基于传统的解释模式,就难以从深层次去思考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危机境遇和生存现实。　　 本研究在考察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引入了一种社会空间的视角,试图关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主体性的“存在”,即关注流动农民工是如何作为主体而不是被动的个体从社会底层获得动力以及生活策略的过程,通过流动农民工的主体性及其形形色色的经验本身作为理解其生存状况或危机境遇的一种方式,强调劳工的主体性或能动性和话语意义,直指劳工的现代性问题。全文框架是首先引入了空间理论(如何认识社会秩序?),以社会空间作为一个社会学实验室；接着,反思和检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空间实践(社会秩序如何生成和运作?包括重大的社会事件、内在的结构性事实和底层弱势群体的行动逻辑)；再到空间生态(社会秩序的生态如何?应该如何?如何实现?),从主体性和话语意义的理论视角来重新思考和呈现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生存现实。　　 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到方法重点阐述了空间理论的构成要素和理论的逻辑延伸,从历史决定论语境中空间的沉寂与崛起到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的转向,再到关切秩序的空间视角,从理论上为我们理解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和科学演练的基础；接着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思考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研究文献,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反思,这是一种症候式的诊断,得以使我的研究能在不断检讨和反思中进行,在不断排缪的逻辑中延伸。从研究的过程到研究的创新,再到城市和访谈对象的确定,这需要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具体社会实践的结合,需要回到流动农民工的主体性实践和所嵌入的日常生活情境。　　 理解和深化一种认识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空间视角,需要回到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情境或他们形形色色的经验本身。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实践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层面体现在他们是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的过程。在全球化、现代化或现代性培育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空间实践中两种力量并存的过程,全球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地理不平衡、核心与边缘等空间维度的,空间为理解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样,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一种空间实践中对流动农民工的拒绝和遗弃,体现在流动农民工聚集区往往成为政府努力进行整治和清除的对象,也体现为来自流动农民工群体通过空间的“自愿性隔离”与主体性书写来践履一种对现代化的抗拒；流动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置换,流动农民工的现代性培育是一个在夹缝中艰难的过程,夹缝中的艰难的表达,既是他们的一种空间策略,也是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使然。　　 接着,作者认为,城市的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现代性培育分别通过社会排斥和社会排斥语境下的不同主体(国家、群体、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逻辑来实践的,这是一种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过程。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基于一种空间实践中的一种权力或规训策略,或者源于一种基于权力的利益诉求或空间资源垄断偏好,流动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歧视、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中的封闭性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处境,社会排斥将流动农民工作为城市空间中“沉默的他者”或者“另类的他者”对待,这是一种对他者叙事的遮蔽。在社会排斥之后的竞技场域中,又存在流动农民工空间实践中的主体性“存在”,即一种自身主体化的过程。存在着流动人口与场域之间通过关系共同打造入场的规则,搭建在场的优势和行为策略,以及所引发的争场的冲突和退场主动。流动农民工在相互“异质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寻求自身的生活方式、创立自己空间的积极性现实以及能动的加以选择的关系,建立一种作为支撑其生活方式背景的“共同性”,从而不断开拓个体的多种“可能性”,在他们顺从、屈服、抵抗颠覆、被迫无奈、悬着冷漠的背后,存在一种自我的转换、裂变和生成的路径,这是一种空间生成的逻辑。　　 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农民工的现代性培育、社会排斥以及流动农民工的行为逻辑的社会后果,就在于培育、滋养和维护了一种空间生态:“我们”和“他们”的世界,一种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和固化,即一种社会空间的分类、指称和叙事；一种建立在城市空间上的现代性语境中的自我主体性书写的失败,即一种自我认同的主体性生成的困惑和变异,一条基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边际人”或历时态边际人和基于空间置换的“边缘人”或共时态边际人,一条言说和寻找自我之路的空间的缺失和畸形生产；一种流动农民工的身体的书写,即身体在空间中的焦虑和疼痛肉体的记忆。我们最终必须关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空间生态以及空间中道德的历史向度和作为主体的道德生活世界,关注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关注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的现实问题。　　 研究中国广东的流动农民工,不是根本的目的,也不是这次研究的意义所在,农民工在研究中只是提供了我研究社会的一个“现场”,只是我认识和理解社会的一个“实验室”或问题“诊断所”,农民工的经验性事实只是一个话题,一个鲜活的场景,也只有透过这个话题,实现与一般的空间理论进行深入对话,提出一些经验指涉的命题,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空间理论本身,建立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空间分析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能够更具体理解空间视角对我们透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究竟能够提出怎样的洞察,究竟具有怎样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