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国际法保护是国际人道法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保护经常被忽视,因为武装冲突中的其他灾难,特别是人的伤亡通常更易引起关注。我们应当承认人的生命凌驾于文化财产之上,但是,文化财产,具体表现为各种具有文化、宗教或者历史意义的建筑、艺术品等代表了人类的智慧,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财产不是简单的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是我们要保存的某种人类生存方式的见证,表现了特定群体的理念,有助于促进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也有助于培养欣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本文正文共分6章,前有导论,约13万余字。导论部分是对全文的铺垫,以刊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的一首小诗为切入点,论述了为什么在武装冲突中还要保护文化财产。文化财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而历次的武装冲突对文化财产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因此,即使在武装冲突中,也应当注重文化财产的保护。本文的论题属于国际人道法的重要内容,也与艺术法相交叉。虽然国内对此研究甚少,但在国外受到较多重视。在介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导论交代了全文的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首先分析了本论题所涉的相关概念,并回顾了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保护规则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简单介绍了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体系。本论题涉及两个重要概念：武装冲突和文化财产。武装冲突是国际人道法的基本概念,从性质上可以分为国际性和非国际性两类。因本文的体例安排,本章只对国际性武装冲突进行分析。本章从国际条约的规定,学者们的界定以及相关案例的判决,认为一旦两个或多个国家借助于武装力量,就可以认定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笼统而言,文化财产是指具有文化意义的财产。但是,哪些物品可以归为文化财产存在争论。即使这一术语本身也存在是使用文化财产还是文化遗产之争。国际有关文化财产的条约也充满着矛盾,每一份条约都是从自身出发对其适用范围进行规制。因此,从每一份条约来看,对文化财产的范围和界定都很明确。但是,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缺乏统一的文化财产的界定和范围。在讨论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时,只能在每一份条约的背景下阐释,而不可能给文化财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本文也不试图细分文化财产和文化遗产两个术语的区别,但提出本文所保护的文化财产不包括非物质性的。1954年海牙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规制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公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以1954年海牙公约为分界线,讨论1954年海牙公约之前保护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规则的发展,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制定,国际法的发展对1954年海牙公约的冲击,以及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保护国际法的新发展。从前述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两个议定书是最重要的保护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国际法。同时,其他相关国际条约也对武装冲突中的文化财产起着保护作用。此外,武装冲突中的文化财产也受到习惯国际人道规则的保护。教科文组织的建议和宣言也起一定的作用,虽然其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至第四章是区分武装冲突的不同状态讨论文化财产的保护。武装冲突从性质上只区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占领状态属于前者,但考虑到占领状态的特殊性,这三章分别论述国际性、非国际性和占领状态下文化财产的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是论述非国际性、占领状态下文化财产保护的基础。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首先得益于其民用财产的性质受到保护。不仅如此,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第2议定书还专门规定了文化财产的三种保护形式：一般保护,特别保护和重点保护。根据国际法,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冲突方必须履行一定的保护文化财产的义务,但这种保护并不是绝对的,受制于军事必要。如何使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得以履行也是国际法所关注的问题。为此,除了国际人道法的一般执行措施之外,1954年海牙公约还创设了一些措施来确保公约规定的义务得以履行,但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运行,1999年第2议定书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总之,其发展趋势是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保护形式来看,重点保护比特别保护更加合理。从所规定的冲突方的义务来看,要求冲突方履行的义务越来越多。从仅限制攻击方发展到防御方；从仅强调武装冲突发生时冲突方的义务,扩展到既强调武装冲突发生时各方的义务,也强调冲突发生之前,各方的准备义务,还强调和平时期的预防和传播义务；从主要限制冲突方自己的行为,发展到要求冲突方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第三方可能对文化财产造成损害时,要求其采取预防和制止等措施。虽然文化财产的保护还受制于军事必要,但是国际法对军事必要的规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援引军事必要来证明破坏文化财产的正当性越来越不被允许。而为了所规定的义务得以履行,国际法也强化了执行措施,特别是1999年第2议定书建立了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设立了文化财产保护基金,强化了缔约国大会的作用。因主权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理论的影响,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规则要少得多。早期的国际条约,如1899和1907年海牙公约体系均没有提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直到1954年海牙公约才将其部分规则延伸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随着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频频出现以及对文化财产的破坏,1999年第2议定书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平等看待,其保护文化财产的所有规则均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虽然如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还是存在一些特殊问题,如国际规则的不充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概念的不确定,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突,执行措施难以实施以及实践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方缺乏实施相关保护文化财产国际法的意愿和能力。虽然如此,本文认为：只要存在主权国家,区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保护文化财产必将长期保留。在处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时,一方面必须明确不得以此为借口干涉一国的内政,侵犯一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有必要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保护纳入国际规则,因为正如同1954年海牙公约序言所称“深信属于任何人民的文化财产如遭受到损失,也就是全人类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失,因为每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做出其自己的贡献”。因占领状态的特殊性,国际法一般就占领规定一些特殊的规则,文化财产的保护也不例外。拿破仑战争时期从欧洲各国掠夺的文化财产被成功追回说明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禁止掠夺被占领土文化财产以及应当将被掠文化财产予以返还已经成为国际习惯。1899和1907年海牙条约体系对此进行了确认。1954年海牙公约以及议定书也规定了被占领土文化财产的保护与返还问题,1999年第2议定书在1954年海牙公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2003年美英侵入伊拉克期间位于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被掠是近期发生的与被占领土文化财产保护相关的热点问题。以前述的国际规则为基础,本章对该事件予以了评析,认为在这一事件中,美英违背了国际人道法。而美英事后积极采取措施尽量使被掠文化财产返还给伊拉克,则是其作为占领者应尽的义务。第五章论述了武装冲突中针对文化财产的国际罪行和个人刑事责任。追究武装冲突中针对文化财产的刑事责任在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刑事法庭宪章中有规定,两个纳粹领导人Hermann Dresden和Alfred Rosenberg则主要因为在战争中掠夺文化财产而受到审判。1954年海牙公约对这一问题作了简单规定,没有列举哪些行为构成针对文化财产的国际犯罪,造成其形同虚设。1999年第2议定书发展了前者的规定,具体列举哪些针对文化财产的行为构成“严重违反”,并规定了缔约国的相关义务。对“其他违反”行为也作了简单的规定。这被认为是对1954年海牙公约的最大发展之一。除此之外,1977年附加第一议定书和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有条款规制武装冲突中攻击文化财产的行为。前南斯拉夫联盟境内的武装冲突给文化财产带来了重大灾难,为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建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审理针对文化财产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因此,本章选取了法庭所审理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前南法庭审理的案件,主要以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来惩罚针对文化财产的行为,而且构成犯罪必须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有破坏文化财产的行为,且不能用军事必要证明破坏文化财产的正当性。最后一章探讨我国应当如何保护武装冲突中的文化财产。我国加入了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也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成员国,还有保护文化财产的国内立法。但是,我国没有很好地实施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以及世界的文化财产,我国有必要成为1999年第2议定书的成员国,并且更好地实施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两个议定书。为此,应当在宪法中原则性规定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将1999年第2议定书规定的5种“严重违反”列入我国刑法并规定适当的刑罚,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武装冲突中针对文化财产的罪行不适用时效,指定蓝盾标记的授权单位并禁止对其的滥用,积极提交执行报告和参加会议。同时,还应当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刑事合作和推广武装冲突中尊重文化财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