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美国西部经济起飞，人口爆炸，水资源供应日趋紧张，由此引发诸多水争。水争的根源是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发生过程是怎样的？水争的相关利益主体有哪些？这些利益主体又是如何就水资源的分配权展开博弈的？博弈的结果和影响怎样？留给我们什么思考？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文章在塞缪尔黑斯的环境政治史研究理论指导下，选取美国西部水争的个案展开分析，梳理公共资源开发与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探寻美国水争问题解决的法理依据和政策执行层面的内在运作机制，揭示水争对当地生态和社会的双重影响，为我国的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美国西部早期水争体现为公共资源产权界定观念上的河岸权和优先权之争。以加州为例，随着采矿（淘金）活动的进行，优先专用权（先占权，PriorAppropriation Doctrine)逐渐发展，取代了源于英国普通法的河岸权（沿岸水权，Riparian Doctrine）。产权观念的变化深刻体现和影响了加州的发展和水资源的分配。西部农业发展过程中，资本家攫取土地转租给农民或移民。鉴于加州的干旱半干旱气候，没有灌溉，农业无以为继。占有灌溉资源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剥削农民。资本家又转而夺取灌溉权。所谓的河岸权和优先权不过是资本家争夺利益的工具。水争的结果是双方资本家握手言和，就剥削农民达成一致。本来想通过灌溉来改造干旱状态的加州农民却因灌溉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加州早期水争体现的是农业灌溉引发的水资源分配问题，而1920年代洛杉矶-欧文斯河谷的水争则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引发的城市与郊区的水资源分配之争。20年代的工业城市洛杉矶因缺水受制，市政府决定引欧文斯河谷的水解困。经过欺骗，洛杉矶-欧文斯渡槽建成，洛杉矶发展得以继续，欧文斯河谷则环境恶化，原住民生存状况受到威胁。洛杉矶要发展，欧文斯要生存，双方为此展开了长期的水争。最终代表河谷利益的沃特森兄弟垮台，城市取得了主动权，不过圣弗朗西斯大坝的崩塌为水争划上了句号。美国西部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涉及复杂的关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都有着复杂的影响，同样也折射出了美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演进，是美国的政治生态学。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发展和资源之间的矛盾，促使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正确认识生态文明的本质，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