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资料的汇编，其内容比较博杂。《礼记》所阐发的德治和礼治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所强调的礼仪风范和礼乐精神渗透进了中国的民族心理。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都从《礼记》中吸收思想精华并加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点在《礼记》一书中得以充分彰显。　　 从事宋代《礼记》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宋人的《礼记》诠释中有大量关于人格理想、政治理想的内容，这是传统文化之精华。通过对宋人的《礼记》学进行研究，宋人的道德文章在我们面前会逐渐变得明晰。时逢精神家园重建，走进宋人的经典诠释，我们会得到不少精神资源和道德启迪。然而，学术界于宋代《礼记》学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研究论著寥寥，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也尚待进一步完善。可以说，宋代《礼记》学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值得好好耕耘。　　 宋代《礼记》学专著约110种，分别为93位学者所作。其中流传至今的有14种，亡佚和存佚不明者有96种。宋代《礼记》学专论文献是指未单独刊行，寓于学者各自的文集之中而又单独成篇，从微观上研治《礼记》学文献的有关文献，不包括寓于《四书》学中的有关《大学》和《中庸》文献。以此为辑录标准，宋代专论类《礼记》学文献81种，涉及学者26位。序跋类，包括“序”和“跋”，也包括“后记”。奏议包括“奏”、“进”、“表”、“札子”等。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撰写雕版等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礼记》学文献序跋类、奏议类文献共27种，涉及学者20位。　　 《礼记》的作者并非一人，各篇的写作时代也前后不一。《礼记》有些篇目的内容相对单一而集中，如《月令》、《冠义》等；有的内容博杂而无序，每段相互独立，如《曲礼》上下、《檀弓》上下等。自东汉以来，不少学者对《礼记》各篇的作者和写作时代都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书缺有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之说可能都有一定的文献依据，但是均难成定论。宋儒中不少人对《礼记》各篇的作者以及《礼记》的纂集成书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就宋代《礼记》诠释而言，由于诠释的角度和目的与汉唐诸儒有所不同，所以宋儒在《礼记》诠释时所采用的诠释体式也与汉唐诸儒有异，并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效果。观有宋一代《礼记》学文献，其诠释体式大致有两大类，即随文注释体和图解体。其中随文注释体又包括解体、说体、义体、疏体、章句体、集解体等六类。　　 宋儒疑《礼记》，既包括疑篇目的作者，也包括疑经文及旧注中的文字、名物、礼制。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诠释有可取之处。不过，宋儒对《礼记》的怀疑有时并不全面和深刻，所下结论也有草率之处，这与宋儒重视义理而忽略文献考证的学风息息相关。从义理的角度来看，宋儒对《礼记》的怀疑对于正确理解经文和旧注也有裨益。此外，宋儒怀疑《礼记》促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这从他们对《大学》、《中庸》的疑改就能得到充分说明。　　 宋代理学归根结底还是人学，宋儒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对人性的揭示，对道德伦理的设定，其落脚点皆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礼记》中的一些篇目，如《曲礼》重视阐述礼的重要性及为人处世之道，《大学》阐述内圣外王之道，《儒行》阐述儒者应有的品格德行等，在《礼记》的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圣人君子所应持守之道。在对《礼记》的诠释中，宋儒将自己的人格理想表达了出来。　　 自唐代开始，《礼记》正式升格为经，官方对其非常重视。《礼记》所记载的不少内容均与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关联，因此也迎合了善于以经发论的宋儒。宋儒在诠释《礼记》中提出了他们的理想国构想，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仁政和德治的政治理想。　　 汉唐以来，儒教强调更多的是儒家伦理，重视的是现世，其理论缺乏形而上的诉求，在精密思辨的佛老理论面前，儒教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不管是社会生活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佛老二教对当时的儒教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宋儒在诠释《礼记》时，一方面对佛道加以批判，同时又积极构建道统论以与佛教祖统论相抗衡。　　 《大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原因之一是它提出了一套内圣外王之说。入宋以后，学者们对《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多有重视，而首先赋予其理学色彩的，当为二程兄弟。二程的格物致知论中关于格物的对象、范围以及方法的理论由朱熹加以继承。朱熹重视格物，有出于辨斥杂学的需要。朱熹认为，既然“三纲领”和“八条目”之“诚意”以下诸节都有传，惟独格物致知条目无传，说明有脱文，遂以己意为之补传。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也利用《大学》构建他们理学思想体系。此外，陆九渊也重视《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其心学本体论与《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密切相关。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具有本体意义，而格物致知则偏重认识论，格物致知的目的不是程朱所说对天理的体认，而是“存心”、“求放心”。陆九渊的格物致知论与湖湘学派比较接近，“存心”、“求放心”与胡安国、胡宏的“求放心”、张栻的“格心”如出一辙。　　 中唐到宋初，《中庸》受到统治者和一般儒者的重视，宋代理学家对《中庸》的研究正是在中唐以及宋初《中庸》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中庸》与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建构有着密切关系，理学的“诚”、“中”、“中庸”、“性”本体等均与《中庸》有渊源关系。《中庸》与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建构也有着密切关系，二程、朱熹关于中和问题的探讨多以《中庸》为思想资源，张载、朱熹、张栻等在论心性关系时也多与《中庸》相关联。　　 《乐记》是《礼记》的第十九篇，主要论述乐的产生、乐与礼的关系、礼乐的作用等。《乐记》的作者将“天理”和“人欲”相对提出，这是对“理”、“天理”、“欲”等概念一次全新的整合。“天理”、“人欲”的初次并提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初步梳理，启发了宋儒从理学的角度对二者的内涵及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礼记》为儒教经典，而《圣经》是基督教经典，二者都具有经典的一般属性。通过宋儒的《礼记》诠释与新教的《圣经》诠释的前提、主体、客体、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中西经典诠释之相同、相通和相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