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歌唱和舞蹈为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类型,音乐歌舞片天然的抒情意味与超越性审美愉悦,在新中国成立后全新的行业格局下,面临着重新定位与寻找切入点的问题。从风格化舞台演出到自然实景,光谱式呈现形态背后所蕴含的艺术性,反映出“十七年”时期（1949—1966）音乐歌舞片民族化实践的不同面向。本研究在重新审视“十七年”电影发展“原境”的基础上,围绕银幕与舞台的关系,展开音乐歌舞片民族形式与文化理据的考察。尝试回答拥有成熟类型经验的音乐歌舞片,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有着何种在地性回应?“十七年”音乐歌舞片如何通过开掘民族资源,进行艺术“自律”与政治意识形态“他律”之间的互动和转换,从而实现个体与群体,感官愉悦与思维观念,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多维统一。本文由四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研究的背景意义、问题意识、文献综述、方法与创新点。第二部分阐释音乐歌舞片的内涵与特点,勾勒歌舞类型“民族化”发展脉络,并根据歌舞的形式来源,划分程式化程度不一的亚类型:舞台式音乐歌舞片、综合类音乐歌舞片与实景类音乐歌舞片。第三部分即本文的论述主体,由第二、三、四章组成,分别讨论舞台式音乐歌舞片对古典舞台样式的借鉴与改造,传统“间性”思维如何帮助创作者跨越歌舞类型感官愉悦和意识形态的迷局。第四章从抒情传统出发,发掘“十七年”音乐歌舞片中风景意象的多重含义,以及抒情主体人称的变化。最后部分为结语,总结音乐歌舞片在民族形式、思维与美学上的特点,为当下歌舞创作提供可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