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研究在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时,往往重点对“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的起因、经过等展开浓重笔墨的叙述,给人以一种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立即策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错觉,而忽视了探讨从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时间里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不管是从国际关系上进行考量,还是从军事战备上来看,中日之间并不具备进行全面战争的条件。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为主线,探究两次事件之间中日关系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双方最终放弃谈判选择战争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结束了相对的平稳时期,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紧张又迫切希望调整的时期,两国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与矛盾。尤其在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后,他开始向中国释放出“亲善”信号,提出了“协和外交”,旨在改善对华关系。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和谈的希望,并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检讨》一文,该文在论述中日关系之历史的基础上,呼吁两国改变现状、打破僵局、调整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他授意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调整邦交的“中日关系三原则”。然而,当日本面对中方提出的具体的问题和要求时,不仅没有“中日关系三原则”进行多少讨论,反而向中国提出“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广田提出三原则是经过了陆相、海相、外相的三相协商的结果,而且得到了首相冈田启介、藏相高桥是清的认可。广田三原则基本敲定了中日外交的大框架,他希望通过这种高调的确定外交框架,能够以此对军部的行为有所限制。这为解决日本统治内部问题而发出的外交,自然很难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中国认为广田三原则不符合外交相互主义,而是日本单方面的施压与要求。三原则的具体内容简单概括来说,就是经济提携、共同防共、承认伪满洲国。日本设定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只有接受“广田三原则”,才会与中国进行和谈。此时,华北局势也不容乐观,日本先后策动“华北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所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伊始,中国便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中国方面没有放弃通过和谈取得成果的希望,由王宠惠、蒋作宾、张群先后与日本展开交涉,交涉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广田三原则”,虽然中间很多次交涉没有直接提及“广田三原则”,但是讨论的具体问题,诸如“共同防共”、“取缔排日”、“经济提携”、“华北问题”等都是“广田三原则”中直接或者间接涉及的问题,所以都可以归为“广田三原则”谈判的部分。“广田三原则”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为1935年10月7日广田弘毅正式向蒋作宾提出“广田三原则”到10月21日蒋作宾向日本政府作出回应；第二阶段为1935年12月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开始调整中日关系到次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的会谈；第三个阶段为1936年9月到11月张群与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的多次会谈。整个“广田三原则”谈判历时一年零一个月,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在第一阶段,中方要求日本首先接受中方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才会考虑与日本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而日本方面则要求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基础,虽然双方互不相让,但是两国政府都希望能够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第二阶段,外交部长张群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与日方展开周旋,这一时期日本在华北地区策划了一系列侵略运动,中方认识到日本巨大的侵略野心,开始有意识通过谈判拖住日本,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第三阶段,双方就“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但由于之前中方已经确定了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而“广田三原则”每一条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当谈及具体问题时,双方还是争执不下,最后谈判破裂也在意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为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做准备之时,日本军部也开始逐渐掌权,“二二六”事件后,军部在日本政治和外交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加上广田弘毅一步步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化,中日之间达成和解的希望越来越小,而离战争越来越近。可见,中日并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决意开战,而是在谈判桌上进行了多回合的较量,也曾寄希望于和谈解决矛盾。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只是形式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是通过武力,“广田三原则”则是以谈判的方式,而中国方面发生最大变化的就是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和对日方针,“九一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广田三原则”谈判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在谈判桌上逐步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开始采取强硬的立场,加上“华北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作为催化剂,中方的态度愈加强硬,丝毫不肯让步,最终不惜与日本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