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和广西与越南北部地区接壤,有铁路、公路和水路相通,是中国西南经由越北转运进出口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以海军封锁海上交通,中国在欧洲所购之军火,多赖英属香港和法属越南输入。为迫使中国失去抗战的力量,日本急欲切断向华境运送物资的国际交通线,并企图从东南亚地区包抄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为此,日本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政府及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施压,要求禁止中国假道越南运输;一面武力南侵,先后攻占了广州、海南岛及桂南地区,继而进占越南,不但彻底切断了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而且还造成随时可能攻滇的战略态势。如何保障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和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成为国民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争取法国政府及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国民政府与法就假道越南运输、订购军需物资和向华派遣军事顾问团、琼（海南岛）越军事合作和联防越南等问题进行交涉。由于法国迫于日本压力和追随英美远东绥靖政策之故,以致其在外交上不敢公开支持中国抗战,在实际行动中也不愿全力援助中国抗战。法国犹豫不决和反复无常的态度和政策,给中国假道越南运输造成了不少困难,但其表面上明令禁止,暗中却允许中国物资过境的做法,对当时独立抗战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由于欧战爆发法国自顾不暇的原因,订购军需物资和向华派遣军事顾问团交涉收效甚微。琼越军事合作则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至于联防越南问题,则因国民政府军事实力不足,以及法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将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联防的愿望,视为中国乘机染指越南事务的野心和日本推翻当局统治的借口而搁置。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从而打通了华北、华中和华南之间的联系。1939年2月海南岛失守,日军兵逼桂南及越北。11月24日南宁及桂南地区沦陷,桂越国际交通运输线被日军切断。1940年6月17日法国降德,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很快也屈从日本,日军进驻越北地区,滇越国际交通运输线彻底中断,并就此开启了日法合作统治印支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历史。从战略角度看,广州和海南岛失守,桂南及越北即已陷入日军的威胁之下;桂南及越北被日本占领,滇黔则有遭遇日军正面进攻的可能。为减轻西南防御压力,国民政府发动了桂南作战,日军主动撤往越北地区,各失地渐次被中国军队收复,张发奎指挥的第四战区沿桂越边境与日军对峙。卢汉指挥的第1集团军和关麟征指挥的第9集团军在滇南地区布防,沿滇越边境与日军对峙。虽然日军终未从桂西和越北进攻滇黔,但是缅甸和怒江以西国境的沦陷以及湘桂战局的变化,日军几度造成从滇西、桂西和越北合攻昆明的战略态势,中越边境防务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日本的失败渐成定局。1945年3月9日,日军突然袭击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军,并控制了印支当局,5万多殖民军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的部分殖民军拟作长期抵抗,但在日军和反法革命势力的双重打击下,败退至中国境内的广西和云南。应法国政府的请求,国民政府将败退入境的殖民军集中安置于滇中的玉溪和滇南的蒙自。日本投降前后,法国急欲重返印度支那,但其在印度支那既无军队可用,又无行政机构可倚,故法国一面积极与国民政府交涉,希望驻滇的殖民军能及时返回越北,藉此确立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一面企图说服美英改变印度支那的对日受降权,以阻止他国军队入越受降。国民政府不但挫败了法国对越南受降权的争夺,而且从支持和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意图出发,有意迟滞法国殖民军返越。在战后越南问题上,国民政府曾谋求过“单独托治越南”以扶持其独立,也附和过美国的“联合托管计划”,但由于美国政策调整和对法外交的需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曾表示“对印度支那没有领土野心”,并“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可把越南交还给法国,这不是国民政府所期望的战后越南政治归属,只是基于先前的对法承诺,中国在战后越南问题上已不便再表达任何政治诉求,这是国民政府在知和行上正苦恼的问题。然而,中国20万大军入越受降,出现了一个独立于重庆政府之外的权力集团,重庆政府不便表达的诉求,在越南的这个权力集团可以实现,且有“将在外”的自由,国民政府的战后越南政策出现了转机。军方率先看到了这一点,起初拟设军政府以作长期占领,鉴于越南已宣布独立和国共内战压力,国民政府放弃了设立军政府的短暂想法,转而要求法国承认越南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作为中国撤军的条件。为此,中国入越受降军队与法强硬交涉越南货币及垫支军费问题,甚至不惜在越南海防与法国海军发生军事冲突,以支持胡志明领导“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法谈判,并最终促成《法越初步协定》,迫使法国承认越南为法兰西联邦中一自由的国家。1946年6月,中国入越受降军队将防地交给法越双方后撤出越南。12月19日,法越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和入越受降军队所作的努力似乎成了徒劳。但应该看到,法越初步协定颇受国际社会关注,法国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而不敢即刻就向越南开战,从而避免新生的越南革命政权过早地暴露在法国侵略者的面前,为胡志明领导“越盟”在“八月革命”后壮大队伍、发展军事力量和巩固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为其后来成为越南独立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奠定了基础,这对越南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军队撤离越南后,国民政府并未放弃支持和援助越南独立的政治夙愿。但其自身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及难以逃脱的困境:既想支持和援助越南革命势力进行反法抗法斗争,又不敢开罪法国而使中法交恶;应该支持和援助胡志明领导“越盟”进行越南独立革命,却因其有共产主义性质而不得不支持和援助软弱无能的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为防止中共与越共声气相通而要消灭“越盟”,却又不得不依靠其来保护华侨。在这样的矛盾和困境中,国民政府既无法作出实力支持和援助越南独立革命的决定,又无法在越南革命势力中找到一个真正理想的支持和援助对象,因为理想的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不堪重用,实力雄厚的“越盟”却在政治上不合格。在无尽的混乱、犹豫和拖延之中,国民政府的战后越南政策也随着其在国共内战中的失利而宣告结束。总观抗日战争时期中法围绕着越南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涉,不同的历史节点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标。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至日军进驻越北之前,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法国则为防止日军侵占越南及整个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所以,在保障越南安全的问题上,中法具有高度的利益一致性,这也是双方能够进行合作的基础。但法国与英美还具有殖民利益的一致性,故其势必会与英美保持政策和行动的统一性。法国在与国民政府交涉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观望和彷徨,除为自身利益考虑外,显然受到了英美对日政策调整的影响;国民政府在越南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踌躇、迟疑和无奈,除受自身实力影响外,显然与过于迁就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并将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其能施加的影响相关。另外,中法在越南问题上主动权的变化,是两者国际地位变化的反映。法国败降德国前,中方主动向法方寻求合作,法国强势而渔利;法国败降德国后,法方主动向中方寻求合作,中国强势而渔利。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后,国民政府干预越南事务的机会和能力增强;法国在二战中亡国及稍加抵抗便将整个印度支那拱手让予日本的事实,致使其大国际形象、地位和声誉大大受损,其重返越南的道路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崎岖和艰难。由于国际形势变化、英法在殖民利益上的一致性和美国战略调整等原因,法国重返越南的诉求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支持和援助越南独立革命的愿望相悖,中法矛盾也因此而不断反复。由于国民政府在盟国中实际地位并不高、没有话语权和忙于发动内战等原因,以致其既无力扭转英美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又无过多精力干预战后越南事务,从而丧失了提高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以及推动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