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信息在收集、存储、分析、利用等环节的效率较以往均有颠覆性的提升,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大数据技术产生的新问题——“数据永恒”和“隐私透明”。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欧盟于2012年创造性的提出“被遗忘权”制度。反观我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冠绝全球,个人信息保护较欧盟而言更为迫切,然现有法律却付诸阙如。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首例被遗忘权案主审法官提出的被遗忘权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亦不能有效填补立法缺失造成的疏漏。一方面,该模式对被遗忘权人格利益法律保护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证逻辑并不周延;另一方面,将被遗忘权纳入一般人格权范畴有违被遗忘权具体人格权权能的本质。面对日益严峻的个人信息保护形势,为了有效保障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我国亟需借鉴欧盟的成熟经验,选择可行的路径实现被遗忘权本土化。被遗忘权是一项新兴权利,宜立足于性质、类型、体系结构和功能四个方面明确其法律概念。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而义务主体可以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其权利客体是个人信息,主要内容为权力行使和义务履行两个方面。因其具有极强的人格依附性且主要意旨是为保障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故应纳入人格权范畴。其次,通过对我国现有立法资源和社会土壤的梳理论证被遗忘权本土化的可行性。虽然,我国现行立法并未直接规定被遗忘权,但与之理念相通的规定却不胜枚举。而且,我国民众对被遗忘权的迫切需求、互联网公司对被遗忘权理念的践行及被遗忘权在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亦都表明我国存在被遗忘权本土化的深厚社会土壤。再次,基于比例原则妥善解决被遗忘权中的利益冲突问题。被遗忘权强调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力,严格限制信息控制者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故其与言论自由、国家安全和信息控制者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宜基于对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等四项子原则的顺序考察,逐步弥合各种利益冲突。最后,提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具体构想。当前被遗忘权立法主要分为统一型和分散式两种,但两种立法模式均有不足之处。我国应立足于自身立法传统和行业协会发展现状,兼采二者之长,选择综合立法模式。在被遗忘权法律关系各要素中:权利主体应注重对公众人物、国家工作人员和未成年人等特殊主体的分别考量,义务主体应只限于信息控制者;权利客体之个人信息可作类型化区分;权利适用范围可分为信息主体主动发布、他人转载和他人主动发布三个典型场景进行分析,并以言论自由、公共利益和诉讼需要作为例外情形。在我国人格权谱系中,因被遗忘权是积极性权利且具有消极性特征、权利客体为个人信息、权能主要为个人信息自主,故不同于隐私权而应置于个人信息权范畴内。除此之外,还应设立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提高公民的行权意识、强化互联网企业的自律意识,使被遗忘权能在我国真正发挥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