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是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首卷。由于海外学者受到特定文化语境和学术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所写的文学史往往与国内的文学史有很多差异。本文将《中国诗歌史》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个性化的书写特色与不足,并将其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诗歌部分比较,分析二者在书写层面的差异及形成原因,以期增加对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的认识。本文共三章,加上绪论,结语一共是五部分,具体如下:第一章从当代德国汉学的发展与顾彬的学术研究履历两方面分析顾彬研究《中国诗歌史》的背景。当代德国汉学呈现出以各个大学为中心的多元发展格局,顾彬的汉学研究则受到了多元中的一元——波恩学派的影响。顾彬在转向汉学研究之前学习过神学、哲学、日耳曼文学,这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的中国诗歌史研究。神学和哲学是顾彬思考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角度;日耳曼文学的学习对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分析《中国诗歌史》的个性化书写。主要从宗教、宇宙学思想以及“忧郁”、“主观地观察”这两个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分析《中国诗歌史》的个人化书写。顾彬将宗教视为中国文学的起源,并从宗教角度分析汉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将宇宙学作为诠释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基础,建立了其与诗歌语言、结构的对应关系;从“忧郁”与“主观地观察”这两个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出发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第三章将《中国诗歌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进行比较。顾彬版偏重从宗教、哲学及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出发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挖掘作品蕴含的思想和艺术奥秘;剑桥版将叙述的触角伸入到了很多被以往文学史忽视的作家,为我们展示了较为全面的文学发展面貌。顾彬版采用近代学科视野下的文学观选择叙述的对象,追求一种个人化的文学史叙事,将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作为预期读者;剑桥版采取“文学文化”的文学观念和“史中有史”的编撰理念,将一切具有文学性的事物都纳入书写范围,力求为非专业的英语读者提供基本的文学史叙述。结语部分总结《中国诗歌史》的书写特色,分析其个人化书写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只有充分认识海外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的优点与不足,才能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将之内化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与著述的反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