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大的市”地方立法制度设立的初衷是通过赋予特色经济城市立法权而保障其新的发展空间,独立解决现实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冲突。“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回应城市发展多元化利益诉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多年来卓有成效的实践奠定了其在制度层面得以维系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从宪政制度的设计上来看,“较大的市”作为一个宪法意义上的概念,在宪法文本和立法制度层面有着不同的涵义,《宪法》主要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界定的,而在《立法法》中则是从地方立法权的主体角度加以表述的。“较大的市”的立法权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简政放权的思路应运而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立法法》的出台是“较大的市”立法权变迁的标志性事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产生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其一是中央与地方立法的分权,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反应在立法领域就是立法决策的多中心化以及立法主体的多元化,中央与地方立法的关系逐渐走向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依赖关系。其二是城市立法的理论,这一概念的提出着眼于城市立法的特殊价值,即城市立法的重心直接指向城市,直接面向公民的社会生活,把城市立法概念从传统的地方立法概念中剥离出来,有利于发掘其理论潜力和实践功能。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完善中央立法,促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依法治市,促进城市发展；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立法民主化。从立法理论上看,“较大的市”立法权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宪法规范的支撑,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急需规范的问题,这也反应了宪政制度的规范性和滞后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和改革性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合宪性的质疑；法律名称、立法权限的模糊性；审批制度的失范；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权性质及其审查标准的争议性；以及如何在控权与赋权的博弈中寻求平衡。此外,本文还选取了联邦制国家美国和单一制国家日本的城市立法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对两国的城市自治、立法权限的划分作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在地方立法中,“较大的市”处于我国立法体制的底层,在细微之处推动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从立法位阶上来看“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受制于中央、省级立法权限的制约,立法空间较为狭小。但是作为城市立法,“较大的市”立法又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着调整上级立法无力触及的城市事务管理的权力,要实现城市的依法治理,将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城市公共事务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这就意味着较大市的地方立法还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影响其立法空间的因素主要有：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法律、行政法规逐渐完备,条文规定日趋细化；省市立法权限的划分及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权；中央的立法导向和城市发展特色。本文从两方面对“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空间进行了探讨,一方面是从立法形态上,分别分析了实施性立法、自主性立法、先行性立法的立法空间；另一方面是结合青岛市城市发展战略对青岛市地方性法规的实证研究,通过考察青岛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在不同领域的动态变化过程,考察地方性法规与城市发展的互动作用,以期有助于直观地把握“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变化特点和发展空间,从而为提高其立法质量提供科学的预测和建议。“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完善“较大的市”的赋权制度；明晰立法权限,协调与省级立法的关系；省管县制度对“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影响；立法领域逐渐从加强行政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向社会领域立法推进；立法理念的人性化、立法程序的民主化、公开化趋势；立法清理、立法后评估将成为较大市立法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