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跨文化日耳曼学”框架下,对中德旅游指南中德国首都柏林的构建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分析。本文取一中一德两本关于柏林的城市旅游指南为对象,意在分析两者所构建的柏林形象的异同。本文作者认为,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指南会传达给读者不同的柏林印象。柏林印象的传达过程,其实也是不同出版社理解柏林文化的传播过程。在跨文化理论框架下,文化并不单纯指人类生活的衍生物,而是一种符号体系。因此,旅游指南作为文本符号,本身也携带了文化的特性,因此适合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旅游指南对城市构建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学界都鲜有涉足。在德国,虽然各学科研究旅游指南已有三十余年,文化学方向中的城市/国家旅游指南研究也已硕果累累,但是鲜有研究者考察城市构建这一动态过程。在中国,关于旅游指南的学术文章几乎都仅涉及语言翻译领域。因此,本文是对中德两国旅游指南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跨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球体,而是动态的、互相影响着的无边界物。在此理论基础下,中德文旅游指南描述同一个城市是一种文化重叠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两本旅游指南中看似相同的部分,却可以发现很多不同之处。但这些不同恰恰是两者间包含跨文化性的体现,因为这些不同可以促使读者对自身所处的文化进行思考,对中德文化产生更深的了解。此外,跨文化理论方法论认为,比较不应是静态的结果比较,因此本研究除了比较中德旅游指南对柏林构建的结果——即柏林城市形象,更重要的是比较构建的过程。而城市形象和构建过程的不同,又可以追溯到其他原因。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下述核心问题展开：中德旅游手册中柏林的构建存在哪些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对这个问题本文将分三步、对三个分问题进行解答：1)柏林城市形象的不同点是什么?2)这些不同点是如何产生的/构建过程是怎样的?3)产生这些不同点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对第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旅游指南中柏林的城市总体形象及具体形象。对总体形象的分析涉及了旅游指南对柏林历史的展现、对柏林身份的认同以及对柏林结构的展现。其中,对柏林结构的分析同时采用了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分析结果显示,中文旅游指南中的柏林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一个90年代前的柏林,它是一个传统的、靠工业起家的大都市,也是一个著名旅游城市,中外众多名人均在柏林留下痕迹,柏林还是文学作品的宠儿,也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它的城市结构不甚清晰。与此相反,德文旅游指南中的柏林则是一个结构明朗的城市,而且是一个90年代后的新式大都市,它的支柱产业是创新型经济产业。但是,德文指南指出柏林有很多移民问题。对柏林具体形象的分析主要针对了旅游指南中的景点和采用的语言风格。中德旅游指南对各种景点描述的篇幅不同,尤其是中文指南为某些景点取了形象的绰号,语言以轶闻叙述为主,而德文指南的语言则比较朴实。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从文章结构、内容和语言三个角度出发,对旅游指南中柏林的构建过程进行了分析。从结构上看,中文指南以历史介绍为基础,而德文指南则侧重于对景点的描述。从具体内容上看,中文指南中的柏林由分散的焦点构成,而德文指南则以互相关联的区域构成。从语言层面观察,中文指南的语言富有感情,多采用比喻手法,而德文指南则富有逻辑,介词短语出现得频率较高。对于第三个问题,即上述不同点的产生原因,本文给出了两个可能性。其一是由于旅游指南这种文体自身的文化特性。纵观中德旅游指南的发展历史,德文旅游指南对客观事实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中文旅游指南。其二是归结于中德文化之间的差异,作者/出版社或多或少被自身所处的环境熏陶,因此写出的旅游指南也带有自身文化特色。本论文中对中德旅游指南的比较分析,是一种跨文化理论的实践。本文不仅展现了中德指南对柏林的不同构建成果及过程,也分析了这些不同背后的原因。同时,本文没有直接追寻一般跨文化分析的脚步,过多强调研究对象中的文化陌生性的构建,而是着眼于城市文化的构建和传播,由此为今后类似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