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效能,政府部门寻求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能力。虽然第三方机构为食品监管部门提供了较为方便、专业的监管服务,但是在法律法规、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与消费公众各主体之中出现了“失灵”的情况,仍暴露了政府部门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存在的漏洞。本文以肇庆高新区政府购买“食品安全监管”服务为研究案例,通过访谈法、二手资料分析法开展研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效能,政府部门寻求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能力。虽然第三方机构为食品监管部门提供了较为方便、专业的监管服务,但是在法律法规、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与消费公众各主体之中出现了“失灵”的情况,仍暴露了政府部门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存在的漏洞。本文以肇庆高新区政府购买“食品安全监管”服务为研究案例,通过访谈法、二手资料分析法开展研究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食品安全监管”服务的政府购买存在的问题,如何在政府购买食品安全服务全过程保障其服务质量,如何科学对政府购买食品安全服务绩效。通过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开展从政策法规、参与购买的主体群体研究分析。文章首先是介绍了购买服务的意义、分类与流程、各方的责任与义务、成效。同时,从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内部、第三方机构和消费公众等四个方面总结了政府购买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食品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的资金有限、监管体系不稳定、绩效管理不完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检测服务差强人意、社会公众参与度低。总结了其背后的原因:政府购买“食品安全监管服务”仍在起步,政府部门主导地位不凸显,有资质、水平高、可被选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少、政府公众的参与度低。通过对问题的剖析,提出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建设、健全完善管理第三方机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着力提升社会公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等可行性建议。
其他文献
政府的一项特有职能就是提供政务服务,并以此为载体优化、转变政府职能,进而打造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务服务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治理体系的关键构成。在加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管理的需求已经无法通过传统政务服务供给体系得到满足。包括乡镇政府等在内的各级政府是提供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的关键部门。然而,政务服务的“碎片化”催生了“数字鸿沟”这一现象。因为存在服务质量、设备设施、技术支撑等短板因素,乡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城市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受到吸引大批地涌入到城市当中,成为了农民工。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民工群体也逐渐出现内部的代际更替,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传统农民工生长环境明显提高,不管在生长环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还是心理需求上都表现出新的特征。就业问题关乎社会民生,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同时也是国
十三五期间,我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发展壮大脱贫地区产业,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分层分类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实施技能脱贫是从“授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毒品问题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当前我国戒毒活动已步入规范化、法治化阶段,运动戒毒是一种运用体育活动戒治毒瘾的新疗法,目前已经开始应用于强制隔离戒毒领域,虽然广东省运动戒毒已经推行3年多时间,但运动戒毒模式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问题,造成运动戒毒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存在差距。因此本研究以广东省运动戒毒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参与观察法
与西方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不同,我国的社会组织多发源于政府组织内部,具有较强的官方背景。官办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特色,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对协助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团办社会组织(共青团主办的社会组织)作为官办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青少年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团办社会组织多数是依附于共青团存在的,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团委职能的补
本文所指的“外国人来华因公类签证”是外交部为因外交、公务这类因公事由入境我国的外国人颁发的签证、停留证件和居留证件的统称。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规模的扩大,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及国际组织代表机构不断增多,依法规范相关人员签证及停留居留证件管理服务工作变得更加必要。签证管理服务是维护国家主权与促进国家发展的统一,是我国对外交流工作中的关键一环,改进外国人来华因公类签证管理服务对规范外国人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流域生态补偿作为加强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激发生态保护积极性以及调节环境与经济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研究。中央多次出台相关意见和办法,生态保护补偿发展迎来“顶层设计”强力支持。各省、市也纷纷响应号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试点与探索。潭江是江门市的重要水系资源,打好水
探索基层善治之路是当前实现社会治理转型的新要求,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社区是与群众联系最为密切的基础单元,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化,其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区网格化治理是响应党中央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号召,推动社会治理中心下移,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具体举措。社区网格化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为促进我国人口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我国出台了三孩政策,但大多数民众表示“不想生、不敢生、养不起……”。新政落地却普遍“遇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正面临的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出生人口下降方面的挑战。女性作为生育主体,也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其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探索分析都市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构建生育友好型社
县域作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社会矛盾和网络舆情的高发区,其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关键。2018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县域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本文在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宣部重点联系的全国59个县级融媒体中心之一——S市融媒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研究县级融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存在问题及优化策略,以期为全国同类型的县级融媒体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