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中国式转轨”为标志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于20世纪末相继推出“211工程”以及“985工程”,与一直实施的高等教育重点制度一起,构成了一个以“重点”为取向的竞争政策供给体系。这一政策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大学的资源结构、竞争结构以及高等教育结构也深受这一政策的复杂影响。中国大学资源竞争的最大问题是竞争失范。一方面,大学对政府有限投放的国有性资源以及相关隐性资源的竞争强度过大；另一方面,大学对有无限资源存量的市场竞争动力不足。这表明,中国大学间的资源竞争还不具备市场性,“有限性”是大学资源竞争的现实特征,其中参与面有限、秩序有限、责任有限以及收益有限是基本事实。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大学是深度资源依赖型组织,对国有性资源的单一依赖决定了其重视市场供给的可能性较小。由此也反映出大学资源竞争的物质基础是薄弱的：在市场供给基本缺失的前提下,物性资源总量短缺、智性资源变量性供给以及环境资源增量与预期之间存在着差距。与物质基础相比,竞争政策对大学间竞争的影响力更大。通过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的考察,发现大学竞争的微观运行表现出如下特征：竞争具有非对称性、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地位资源含量、竞争的整体格局形成梯级滤式结构。将这些竞争现实与竞争政策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竞争政策的供给是以“重点”为取向的,并且具有行政垄断性。当然,行政垄断性并非完全是“个人偏好”影响下政府意志的体现,政府政策决策的依据离不开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转型、高等教育发展由“大国”向“强国”转型,以及特殊的“千年纪元”时间背景等客观条件。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上,政府最终确定了“扶强”而非“扶弱”的政策取向,这种政策取向形成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和高等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外部环境的条件制约,另一方面根源于内部“习惯”,即政府对权力的依赖。因此,大学在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资源是由权力来配置的客观事实,权力成为大学竞争绕不过去的因素。这表明,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当前所有的竞争问题从形式上看起来属于资源限制的问题,而实质上却是权力控制的问题。在政治精英权力与学术精英权力作为主要支配力的条件下,大学间的资源竞争被权力介入、干预并控制,极易诱发政治性变异与利益性变异,也由此导致政府及其政策决策饱受质疑。因此,权力配置只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一条常规路径选择,这一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成本是高昂的。因此,在大学资源竞争范畴内,政府推进权力配置让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一,权力让渡产生资源责任的社会分担；其二,权力让渡理顺政府优化竞争环境的职能；其三,权力让渡降低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成本。通过对问题、政策、体制间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学资源竞争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竞争问题,而是一个包含着竞争问题、资源问题以及权力配置问题的问题域。因此,对大学资源竞争理性框架设计就必须涵盖权力、资源以及竞争等三方面内容：其一,加强“内部人”控制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转的权力基础,尤其应该加强对资源配置论证环节的公开以及配置结果的解释,增加权力配置的成本,从而达到约束权力的目的；其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源增长与资源运转是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行的资源基础,其中产权认可、投资认可、捐赠认可是开源之举,对剩余经费再分配、引入预算中介、自主包干是节流之举；其三,采用分类式竞争规则是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转的竞争基础,分类式竞争最大的优势在于防止资源向优势大学过度集中,保障非优势大学获得相应资源比。除此之外,鼓励大学面向高端技术市场竞争、教育培训市场竞争以及在竞争中保持适度宽容与合作都是优化大学资源竞争的良好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