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是现代中国长期面对的重要历史语境,它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洋装在此语境中携带着浓厚的域外文化信息,一方面它简洁、轻便、卫生,具有独立和自由的气象,因而深受国人喜爱;另一方面,它是对殖民者身体装饰的效仿,无时无刻不提示着国人身份的卑微和屈辱,所以它又广受排拒。如此一来,洋装的穿着问题便成为国人表征自己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的一个典型行为,并受到众多作家的打量和书写,传达出他们身处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复杂感受。解析这些洋装书写所隐藏的丰富意蕴,即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章探析现代中国文学关于“假洋鬼子”的洋装书写及其文化意蕴。“假洋鬼子”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人物形象,作家热衷于借洋式装扮为“假洋鬼子”塑形,进行文化反思。晚清作家笔下的“假洋鬼子”虽然外表洋化,但其内里填充的是浓郁的封建思想。晚清作家对此类人物的文明滥相的书写,怀有双重恐惧,既害怕自己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也害怕自己民族和国家落后于“西方人”/“殖民者”,流露出民族身份的焦虑感。而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则是率先改穿洋装、剪掉辫子的启蒙先驱,他们的“异样”装束被民众认为是叛祖离宗的可耻行径,因而受到嘲笑打击。此类人物清晰地折射出先觉者与民众的认同困境,也说明了半殖民中国启蒙的艰难。老舍笔下的“假洋鬼子”则体现出“优越与肤浅”的混合,他们事事崇洋,服装也不例外,并厌恶一切本土的东西,瞧不起自己的同胞和民族。这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殖民”行为,并进一步成为了殖民者的帮凶。老舍由洋装入手,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半殖民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怨羡夹缠”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在洋装书写中得到了呈现,这是第二章尝试研究的内容。不肖生的《留东外史》试图通过“妖魔化”日本来弥合饱受创伤的国族身份,可其洋装书写又显出弥合的虚妄:表面怨恨日本,其实却是日本的极端羡慕者。创造社作家更是汲汲于书写穿戴洋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笔下穿着洋装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备受歧视,于是他们对日本心生怨恨,同时抱怨自己国家的贫弱;另一方面,他们回国后却时时不忘以洋装示人,以之与同胞相区隔,并对日本心怀追慕,渴望祖国像日本那样强盛起来。陶晶孙可以说是创造社的一个特例,他的洋装书写表露出对于中国的憎恶和对于日本的亲近,前者是他政治上的祖国,而后者则是他文化上的“故乡”,洋装书写正是其“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龃龉的喻示。与之类似,新感觉派的洋装书写隐喻了矛盾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关于洋场生活的洋装书写,还是关于女性和日常生活中的洋装书写,在发出微弱批判之声时亦流露出对殖民他者的艳羡和追逐。新感觉派普遍采取“去中国化”的策略,以期追赶殖民者,结果,新感觉派在文化错综的半殖民上海之中,陷入了身份的迷津。第三章讨论广义的革命文学中的洋装书写,具体分析了政治规约下革命文学的洋装书写所带来的身份形塑现象。践行“革命文学”的作家认为,洋装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穿着洋装是一种追求个性和享乐的生活趣味,与革命要求不符,因此需要批判,需要换装。尤其是摩登女性以洋式装扮呈现出来的娇美身体,充满着欲望的诱惑意味,具有腐蚀革命者的危险。因此,她们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凝视和被政治话语整治的对象。但是,在茅盾和丁玲的早期作品中,革命理性并未能完全收编身体欲望话语,这也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出现了观念裂隙,而裂隙恰恰是文学魅力散发的地方。只是这种裂隙很快被他们加以修补了,他们的写作越来越走向政治话语的表达。洋装的形象在反抗殖民侵略、解构殖民话语和统一思想的政治规约下变得愈加“负面化”,终至消弭。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观点,并指出了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洋装书写的意义所在。概而言之,现代中国文学的洋装书写,不只是起着塑造人物形象、烘托背景的作用,而是蕴含着极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冲突、身份认同、阶层区分、民族国家意识等内容,在穿与不穿的态度上,正上演着“自我”与“他者”的角逐,这是半殖民中国文学的深层意蕴,是半殖民中国的文人、文学在中外文化夹缝中苦苦挣扎的形象记录和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