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科学、高效抗击疫情的同时,公民个人信息收集、利用的频率不断增加,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的频繁收集、利用导致了被侵犯的风险大大增加、被侵犯的现象屡禁不绝。侵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不仅造成了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严重损害,而且涉及到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安全。疫情之下的新挑战使得我国刑法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本就存在的不足更加突显,冲击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因此,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对于保护公民个人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打赢疫情“阻击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当下,是刑法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利时机。本文以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展开研究,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概述,明确了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特征以及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具有典型的“半公开性”特征以及“复合”的法益属性,既涉及个人利益,也对于国家整体的疫情防控工作、全社会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社会风险因素以及潜在威胁不断增大,对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行为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化、多元化的特征,刑法有必要对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提供更为周全的保护。第二部分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总结了刑法保护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坚守的基本原则。宏观上,要以保护与利用并重原则为指导,但在微观现实场景下,究竟是侧重于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还是利用,要用利益衡量原则来作具体的判断,经过利益衡量,在疫情防控中的某些场景下,公民个人的信息权益需要让位于社会公共利益,但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限制要遵循比例原则,坚持侵害最小、目的正当、手段适宜是比例原则最基本的要求,使用与收集公民个人信息不能对公民个人造成不应有的负担。第三部分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状,阐明了目前我国刑法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主要有《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同时明确了刑法在接下来对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时面临的收集主体增加、被泄露的风险加大、侵害后果更严重的新挑战。第四部分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不足,结合立法现状以及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分析出我国刑法在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的不足。表现为:缺少对收集主体“非法使用”行为的规制;缺乏过失的主观要件;刑罚设置不合理;刑事追责程序单一。第五部分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建议,对前一部分论述的我国刑法对于公民个人疫情信息保护的不足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增设“非法使用”的行为方式;增加过失的主观要件;完善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建立“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刑事追责模式。希冀通过上述方案能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更好地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