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和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本文从劳动参与、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收入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本文论述了健康收入效应理论的内涵和和作用机制,并对主客观健康指标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多种健康测度指标的选择问题;对国内外健康收入效应的经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进行了回顾,发现虽然相关研究使用的数据方法存在差异,但所得结论大都强有力地支持了健康对劳动参与、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其次,探讨了健康的“内生性”及相应的处理方法,对重要的健康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身高、体重、BMI、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疾病情况、自评健康状况,进行了统计视角的审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客观健康指标的构建方法。客观健康状况——身高、BMI、卡路里、蛋白质摄入和四周患病情况,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体健康状况,全面代表了个体的长、中、短期健康状况及不可预知事件——疾病对个体健康的影响,适合做为构建客观健康指标的组成要素。根据健康测度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以得出客观健康指标的综合得分。第三,运用多元Logit模型、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本文分析了务农群体的健康收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客观健康指标提高1单位,男性的劳动参与、劳动时间和小时收入分别提高了1.72%、0.81%和1.08%,女性则分别提高了2.41%、0.48%和1.15%。健康状况并不是决定年轻男性个体是否参与务农的主要因素。同时,男性做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其劳动时间明显受到了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健康状况对男性的影响明显高于女性,而且年龄越大,健康对劳动时间的影响(包括女性)也越大。健康状况对男性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略高于女性,但健康对女性的影响范围更广;年轻男性做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且受到农村自然资源的限制,务农是其“无奈”或者是唯一的选择,健康对其劳动参与、劳动时间和小时收入未产生显著影响或影响较小。女性主要从事家庭照料或非市场的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状况对各年龄组务农收入的影响更为均衡;在农村地区“人地”资源矛盾的存在,对健康发挥作用的时间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健康发挥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四,运用多元Logit模型、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本文分析了非农就业群体的健康收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客观健康指标提高1单位,男性的小时收入提高了0.35%,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小时收入分别提高了1.88%和1.53%,健康并未对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状况对女性的影响高于对男性的影响,非农就业收入更多地受到了职业和单位类型的影响;健康主要作用于男性年龄偏大群体,对年轻男性的影响较小。与男性群体相比,健康状况对女性群体的影响更偏重于年轻群体,这与女性群体从事服务业和其他职业类型的比例高于男性群体有关;健康状况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非农就业尤其在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单位工作,由于体制的原因,非农就业的劳动参与主要受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影响。由于工作制度的限制,非农就业个体的工作时间决定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五,运用二元Logit模型、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分析了进城务工群体的健康收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增加1个单位,男性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分别提高了510.16%和2.27%,女性的小时收入提高了5.83%。男性个体工作时间越长,健康的影响也越大。女性个体小时收入越低,健康的影响也越大。健康状况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方式存在不同,主要是由于男性和女性从事的职业对体力的要求程度不同有关。第六,运用差中差方法和面板数据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本文分析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效应和收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务农男性和女性健康状况分别提高了3.54%和3.64%,年收入分别提高了5.80%和5.16%,成本收益率分别为663.20%和460.61%,健康投资效益明显。新农合未对非农就业群体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新农合对务农群体的健康效应和收入效应显著,对女性群体的健康效应大于男性群体,对男性群体的收入效应大于女性群体。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健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并对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