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全方位社会转型为背景，以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多重关系范畴内展示大众传媒在湘中三甲村社区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转型前，湘中三甲村的大众传媒主要是广播与电影，是国家通过再分配途径建立的单向传播体系，主要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的工具性角色。传播内容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客观上也发挥了大众媒介寓教于乐的功能，大众媒介在农民心目中获得了客观的文化意义。社会转型促使市场取代再分配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促进社会发展成为时代赋予大众传媒新的历史使命。但通过对三甲村的实地调查发现，新兴的电视传媒对当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并没有明显作用，而仅仅是象征性存在。造成这一事实有主、客观两个原因：主观原因在于业已形成的农民阶层在利益表达与诉求上的弱势地位，这导致三甲村人心理性格趋于内生，对外界缺乏关注，丧失了主动运用电视信息的积极性。客观因素是国家致力于改善三甲村收视环境的有线传输在实践的运作过程中变成地方精英甚至国家代理人盈利的工具，他们垄断当地电视接收生态(电视传播过程中接收环节的生态环境，包括频道种类与数量、信号质量、信号开关控制等)，相对程度上剥夺了农民收看电视的自主权；更深的客观原因在于国内传媒特殊的生存法则，由于传媒是通过“第二次售卖”，即将受众“出售”给广告商并从广告商处获得主要收入，传媒在社会守望与市场角色的两相选择中必然通过选择目标受众、议程设置等经营策略向后者倾斜，客观导致绝大多数电视节目与三甲村农民无关，因此从根本上抑制了三甲村农民接收电视的内在动力。从更深的意义而言，媒介角色的变迁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产物，是社会资源与专门的媒介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利益不平等现象。如果农民继续以原子形式存在而缺乏组织的庇护，如果他们客观上缺乏制度的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拉大。